本文原载《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

摘要：金元以来是山陕水利图碑出现和形成的一个重要时期。从文字到图像，实现图文互证；从金元到明清，注重长时段和整体性，是山陕水利图碑研究带来的重要启示。它有助于弥补既往研究中偏重于以文字史料为重点，忽视图像资料的不足，做到将碑刻、族谱、契约、档案和图像等地方或民间文献完整运用于区域整体史研究之中，实现资料、视角和方法的创新。

关键词：金元  山陕  水利  图碑  水权

“水利图碑”是一种将江河湖泉等水利开发的渠道、堤坝、水道、航运工程地图等直接镌刻于碑石之上以便于永久流传和传承利用的一种特殊文献形态。作为水利图的一种，水利图碑与水利图应该说是既有区别也有联系。目力所及，学界以往对于“水利图”的搜集、整理与研究相对较多，“水利图碑”则较少利用。

著名经济学家冀朝鼎先生在《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1]这一产生国际影响的重要著作中，曾大量参考并使用了中国古代的重要治水文献，如靳辅的《治河方略》、潘季驯的《河防全书》、傅泽洪的《行水金鉴》、胡渭的《禹贡锥指》、施笃臣的《江汉堤防图考》、董恂的《江北运程》、康基田的《河渠纪闻》等等。这些文献中包含有大量关于黄河、长江、淮河、大运河以及其他河流的地图资料。

然而，就这些已知水利图的具体形态来看，主要仍限于纸质形态。至于明清方志中的各地水利图则更为常见，且同样为纸质形态。其中，笔者印象最深的，莫过于民国六年山西省洪洞县令孙奂仑所撰《洪洞县水利志补》[2]。作者在该书中不仅搜集并誊录了该县四十余条渠道的渠册这一珍贵文献，而且绘制了每条渠道的灌溉示意图，可谓图文并茂，被称为北方水利史研究的一部重要地方文献。早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学界已有学者使用该资料开展中国水利史的研究。然而，就国内外相关研究的整体状况而言，以“水利图碑”为主要切入点和核心资料开展水利社会史和区域社会史研究的成果并不多见，较常见的是以水利碑和水利文献为核心资料开展的调查研究。

一、从文字到图像：被忽视的山陕水利图碑

水利社会史尤其是山陕水利社会史研究是一个在国内外学界产生重要影响的热点领域，成就斐然。在各地学者注重眼光向下，注重田野调查，注重从民间发现历史的学术关怀下，近些年来包括山陕在内的很多区域在碑刻、档案、契约、族谱等民间文献搜集整理方面取得了重要突破，研究已经具有了很高的起点和理论高度。

就北方区域而言，就最代表性的莫过于新世纪初兴起的山陕水利社会史研究。自2000年以来，在法国远东学院蓝克利教授和北京师范大学董晓萍教授等的大力推动下，联合清华、北大以及山西、陕西等地方高校学者开展的“华北民间水组织与社会调查”国际合作项目，由中华书局出版了四部水利碑刻和民间文献资料集[3]，引起国内外学界的普遍关注。日本著名水利史学者森田明教授以山西四社五村碑刻和调查资料为据，出版日文专著[4]，向日本学界介绍这一新资料对于推动中国水利史研究所具有的重要学术价值。由日本学者内山雅生教授领衔的日本“华北研究调查班”自2008年以来每年都要到山西霍州、洪洞交界的四社五村就“村落共同体”的问题进行实地调查，并发表了系列成果[5]。此外，法国学者魏丕信从生态环境史角度对陕西关中郑白渠水利系统的研究也成为国内学界从事环境史和水利史研究的高被引用论文。[6]

在此背景下，山陕水利史或者说以水为中心的环境史、社会史研究成为一个学术热点，形成了一批重要的成果。其中，以陕西师范大学萧正洪、李令福、王双怀，厦门大学钞晓鸿等为代表，利用陕西省丰富的水利碑刻尤其是珍贵的民间水利文献，开展关中水权、水环境、历史地理、水利共同体等问题的研究，在国内外学界产生重要影响。[7]同样，山西省丰富的水利碑刻、民间水册、渠册等文献也引起研究者的关注。其中，北京大学赵世瑜、韩茂莉、王铭铭，清华大学张小军、新加坡国立大学的中国学者王锦萍、山西大学行龙及其团队对山西汾河流域水利史的研究在学界也颇引人注目[8]。中国学界对山陕水利史的学术成就在国际学界也产生了重要影响。董晓萍教授在法国巴黎举办的国际会议上宣读山西四社五村“不灌而治”的节水自治传统，引起国际关注。日本学者森田明教授在日本学术杂志《东洋史访》以15页的篇幅介绍中国学界上述研究对日本水利共同体论的批评和建议。[9]

毋庸讳言，学界以往在国家与社会关系视角、在水利共同体论的讨论和争论中，在充分挖掘利用山陕水利碑刻和民间水利文献所记载的文字史料，结合田野调查方法所开展的区域社会史、环境史、历史地理学等有关领域研究中，确实是成就非凡。然而，对于那些雕刻在石碑之上，与所在区域民众生活息息相关，广为某一地域民众熟知的“水利图碑”的史料价值却未引起足够的关注，充其量只是将其作为水利碑和民间水利文献这些“海量”文献的附属资料。尽管研究者在某一个案研究中遇到“水利图碑”时也会意识到其本身的价值，但是在观念上却因其“数量少，不多见”等偏见而未能专门进行深入细致的搜集、整理和研究。

关于国内现存水利图碑的数量，2013年有论者曾撰文说：“就今而见，传世并已刊布的‘水利图碑’主要有六通”，分别是浙江省仙居县的明初“运河水利图碑”；西安碑林明嘉靖十四年“黄河图说”碑；河南省商丘博物馆藏乾隆二十三年开封、归德、陈州、汝阳四府三十六州县“水利图碑”；山西省洪洞县“霍泉分水图碑”；安徽寿县“安丰塘水利图碑”；苏州景德路城隍庙清嘉庆二年“苏郡城河三横四直图”。当然，还有论者撰文时在浙江丽水发现的刻于南宋绍兴八年（1138年），明洪武三年重立的“通济堰图”碑[10]。这七通水利图碑中最早出现于宋代，年代集中于明清，地域上涉及江苏、浙江、安徽、河南、山西、陕西。可见“水利图碑”在空间上的分布还是比较广泛的。

然而，目前传世并刊布的水利图碑数量难道仅仅是个位数吗？笔者以为这是不够客观的。“水利图碑”作为古代中国人在各自地域处理人水关系，进行资源分配和管理过程中出现的新事物一定经历了一个兴起、发展和传承演变的历史过程。仅仅从上述七通水利图碑所涉及的时空范围来看，它应当是在宋金元明清以来就已产生并日渐成熟的一个新事物。它的出现不是孤立的，是具有普遍意义的。除上述七通外，人们在广州番禺县笔岗村玄帝庙内还发现了清道光十二年“番禺县正堂讯断绘注蒲芦图陂围各圳水道图形”碑，该碑既有渠道图，又有碑文，内容涉及村庄、大姓、宗族之间的水利纠葛，可谓图文并茂；浙江绍兴会稽山的禹王庙碑林中专门陈列了明成化年间镌刻的“山会水则碑”、“戴琥水利碑”，后者据说是该省最早的一通治水图。尽管现在很难断言这种类型碑的数量究竟有多少。但我们笃信，每一通水利图碑所承载的就是一个地域社会较长时段的发展历史，开展以水利图碑为中心的搜集、整理与研究应该是大有可为的，能够丰富并推动偏重于以文字碑刻为核心史料的水利社会史研究，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还可以修正某些研究结论。

再就山陕地区水利图碑的数量而论，我们认为，目前传世并刊布的也并非仅仅西安碑林和山西洪洞的两通，其数量相当庞大，保守估计至少应当在数十通以上，若再加上地方志中的水利图，其数量则更为庞大。

就山西省而论，最具代表性的有：太原晋祠人刘大鹏遗著《晋水志》和《晋祠志》当中，有多幅作者手绘的晋祠四河渠道分布图，其中包括了村庄、渠道、如何分水等信息；在介休洪山泉域，则有明代万历十九年《源泉诗文碑》，该碑上半部分为诗序与诗文，下半部分为线刻洪山泉源图，有山有庙有水源等写实景观；另有万历21年《新浚洪山泉源记》，该碑上半部为记文，下半部为洪山泉东中西三河、村庄、稻田、介休县城等位置分布图，信息较万历十六年图碑更为详实。遗憾的是，以往研究者对于介休洪山泉如此重要的水利图碑并未有足够的重视，而是将重点置放于内容看似丰富的水利文字碑刻当中。

相比之下，我们在曲沃县沸泉林交村龙岩寺所见顺治十一年“林交景明分水图碑”，内容更为翔实，信息更加充分，完美展现了曲沃浍河流域林交、景明等六村争水分水的历史。该水利图碑在以往研究中同样不为人所知。与此类似，闻喜县侯村乡元家庄宋氏祠堂院内现存明代“涑水渠图说碑”碑阳上半部分为图示，下半部分和碑阴为图说，系明洪武21年刻石，嘉靖42年重刻。同样，在河津三峪灌区的僧楼镇马家堡村发现的万历28年“瓜峪口图说碑”、河津市樊村镇干涧村关帝庙同治11年“开三渠图碑记”也都是新发现的水利图碑。其中，瓜峪口图说碑为分水记事碑，记述“瓜峪”水泉的水系和灌溉田亩状况，碑阴镌刻瓜峪水系图。与河津邻近的新绛鼓堆泉域白村舞台则保留着同治12年所立“鼓水全图”碑。目力所及，霍州大张镇贾村娲皇庙也保存着清代一通包含贾村在内的灌溉渠道路线图碑。

在山西，绘制水利图碑以确保村庄水权的传统一直延续至民国时期。在山西水利社会史研究中，广为国内外学界引用的民国六年洪洞县令孙奂仑编纂的《洪洞县水利志补》中，不仅收集了四十余部渠册，而且还绘制了每一条渠道的走向、线路和沿途村庄图，总数达四十余幅，反映了当地相当发达成熟的用水管水体系。民国9年，阎锡山治下的六政三事委员会组织完成的《山西各县渠道表》则是对山西全省范围内各大中小型渠道情况的调查，反映了山西这个水资源匮乏的省份自古以来对灌溉水资源的重视程度。

再就陕西省而言，管见所及，陕西关中地区历史最久，规模最大，对当地影响最深的莫过于郑白渠。唐代《水部式》对郑白渠的灌溉管理制度就列有专门条款。元代李好文著《长安志图》下卷中有《泾渠总图》、《富平县境石川溉田图》两幅，并有泾渠图说、渠堰因革、洪堰制度、用水则例等内容，显示了当时关中地区已经高度发达的水利灌溉和管理系统，在众多水利图中可以算得上是年代较早且最为完备的。与文献著作中的水利图相比，关中地区当下已公开出版的水利碑刻中也有水利图碑发现。如《历代引泾碑文集》中收录的明成化五年陕西巡抚项忠撰“新开广惠渠记”碑阴就刻有“历代因革画图”和“广惠渠工程记录”，是考察泾渠各引水口位置变迁的重要史料。清代陕西泾阳的“泾惠渠碑”则清晰刻画了清代引泾诸渠的渠口、路线和走向，价值斐然。此外，还有一类水利图碑是与黄河河道变迁有关的。如道光二十四年“潼关塌河村落图碑”中，便记载了潼关附近黄河西浸、滚动、土地崩塌迁移，地亩损失及村庄形势等。此种类型的水利图碑数量不少，与学界在山陕黄河小北干流区域发现的大量滩地鱼鳞册结合在一起，便是探究黄河两岸村庄和民众互动关系的核心史料。

与上述引水灌渠的水利图碑不同，山陕地区还有一种类型的水利图碑是与某一特定名胜有关的，比如龙门图碑。在张学会主编的《河东水利石刻》[11]一书中，就有多幅龙门图碑。其中，《古耿龙门石刻图》的上半部分为明人薛瑄所作东龙门八景诗，下半部分为线刻图。途中可见山川形胜、商船、市镇等信息。与此相应，现存于河津龙门村的“龙门古渡石刻图”刻有龙门山陕宽度与西龙门八景诗，且有地名坐标。两幅图显示了位于黄河东岸的山西人眼中的龙门景观及其意象。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陕西韩城博物馆收藏的清同治十三年《九折黄河碑》，碑中有“龙门全图”字样，所见龙门景观与河对岸的山西便大不相同。初步统计，山陕两省现存龙门图碑便不少于十幅。这些图碑在以往的研究中同样是被研究者所忽视的。

 “从文字到图像”既是一个长期历史演变过程，也是水利社会史研究方法论的创新。它包括两层含义，一是就本文所探讨的“水利图碑”自身出现和演变过程来看，存在一个从单纯强调文字描述到图文并茂，图文结合的发展过程；二是指我们欲将研究视角从以往比较侧重于收集文字史料转移到注重图文资料尤其是图像资料的搜集，实现图文互证，达到图像证史的目的。图像是历史的遗留，同时也记录着历史，是解读历史的重要证据。从图像中，我们不仅能看到过去的影像，更能通过对影像的解读探索它们背后潜藏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等多种信息。[12]鉴于学界对山陕水利图碑尚未开展有针对性的研究，因此，我们对山陕水利图碑开展的调查研究，便是一项很有必要且极具创新性的探索。这些水利图碑与山陕地区同样丰富的水利碑刻和水利文献一起构成了进行该区域社会史研究的重要史料，静待有心者耕耘。

二、从金元到明清：长时段与山陕水利图碑研究

如前所言，国内现有水利图碑出现的年代，尽管以明清时期为主，但是在南宋、金元时期全国各地已经有水利图碑的记载和发现，如浙江丽水的“通济堰图”碑，就是南宋绍兴八年初刻，明洪武三年重刻的。山西洪洞、赵城两县霍泉三七分水之法在金天眷二年（1139年）《都总管镇国定两县水碑》中就已确立，一直延续至清雍正三年的《霍泉分水图碑》，其本身就是一个连续的历史过程。同样，曲沃龙岩寺在金代承安三年（1198年）已有《沸泉分水碑记》，现存顺治十一年《林交景明分水图碑》所承袭的正是金代分水的传统。陕西在元代出现的《长安志图?泾渠总图》则是李好文任职西台时“刻泾水为图，集古今渠堰兴坏废置始末，与其法禁条例、田赋名数、民庶利病，合为一书”而成，是研究关中地区水利社会变迁的重要资料。因此，在研究时段上，我们应当注重长时段和整体性的考察，从金元一直延续到明清，考察金元与明清之间的联系和区别。通过金元看明清，通过明清看金元，着重考察历史和传统的延续性与断裂性的问题。

就山陕水利开发的历史阶段而言，金元时代无疑是一个承前启后、至关重要的时段。研究表明，唐宋时代，山陕水利开发已基本达到各自历史时期的最大规模。[13]南宋及金元时代随着南方经济的崛起，水利在北方地区尽管依然很重要，却已无法和长江流域相媲美了，水利基本经济区已经从北方逐渐过渡到南方了。[14]诚如《宋史》中所言：“大抵南渡后，水田之利，富于中原，故水利大兴。”[15]就我们掌握的山陕水利图碑所在各个地域水利社会的具体历史进程来看，金元时代的水利发展上恰恰处于衰落和恢复发展阶段。正因为如此，对水资源的分配和管理便愈加严格起来。就陕西关中地区而言，宋元明时代关中泾渠灌溉系统中出现了石龟、水尺、石人等水则去测量、控制水量[16]。同样，在山西汾河流域的霍泉水利系统中，早在北宋开宝年间（968-975年）已出现了限水石、逼水石等分水设施。霍泉所在的洪洞和赵城两县在金大定十一年（1171）出现“洪洞赵城争水，岁久至不相婚嫁”的严峻局面。因此，与金元时代山陕水利出现衰落局面相伴随而来的，便是连绵不绝的地方水利纠纷和诉讼事件。水利图碑的出现，既是水利管理精细化的一个表征，更是对地方水利管理难度增加的一个最有力的回应。在此，我们可以分别举出山陕地区的不同案例来加以讨论。

在山西省，目前所见“水利图碑”几乎全都与地域间的分水故事有关。研究者曾就山西汾河流域“油锅捞钱三七分水”的民间传说进行过社会史的解读。[17]笔者还发现，涉及分水故事的地点与水利图碑出现的地点具有一定的耦合性。只不过，分水故事或者有关分水的历史和文字记载出现在前，水利图碑的出现则要晚近很多。在此，我们可以新绛鼓堆泉为例说明此类水利图碑本身的重要学术价值。

位于新绛鼓堆泉域的白村现存有清道光十二年（1873）所立《鼓水全图》。此碑高177厘米，广47厘米。分刻为上下两截。上刻图，下刻“获图记”。石首为圆形，额题“鼓水全图”。按照“获图记”所载，我们大体可以了解此图出现的原委：同治十二年十月，白村与席村等三村因为争夺渠道旁树木的砍伐权而发生诉讼。一个名叫“席大中”的当事人在新绛县令沈钟堂讯时递交此图，说“上注数十村庄名，乃为公共之物”。于是县令便据此图所划定的村界，判定白村胜诉。后来白村便将这张图刻于碑石保存下来。尽管这起案件与水利纠纷无关，但鼓水全图却发挥了关键作用，成为断案的重要依据，表明不论当地官员还是争讼双方，均认可其权威性，更说明水利图在当地水利日常管理和运营中是为当地人所熟知的，在鼓堆水利系统的运行过程中实际上是有重要作用的。这张“鼓水全图”平时应当是掌握在水利管理者手中。我们还注意到，在争树风波发生以前，“鼓水全图”本身就已存在了，至于其本身是纸图还是碑图，从现有文字信息中似乎已经无法彻底搞清楚。若单纯依据“获图记”字面意思来判断，当事人席大中当堂呈上的是鼓水全图，而非鼓水全图碑，更非拓片。诉讼结束后，新绛县将此图和案卷一并存档，白村人意识到此图的重要性，才将此图刻于石碑后永久保存。

然而，如果我们仅仅将对这张图的理解停留于此，这张图碑的出现似乎只是一个起因于一个与水利无关的偶然事件，至于图碑本身所蕴含的鼓堆泉域丰富的水利信息以及图碑与地域社会的密切关系则无从谈起。这恰恰是过去研究中被人们忽视的地方。笔者以为，对鼓水全图碑的认识，应当置放于鼓堆泉域长期水利开发的大历史进程中来加以考量。无论是鼓水全图还是鼓水全图碑，都是长时段水利社会复杂互动关系的一个结果。对于这个结果的认识，则需要通过还原具体的历史过程中来加以把握和解答。

与山西汾河流域其他泉域相比，新绛鼓堆泉的开发年代相对晚一些。据载，隋开皇十六年（596年），内将军临汾县令梁轨“患州民井卤，生物瘠疲。因凿山原，自北三十里引古水”^[18]，始开渠十二，灌田五百顷^[19]。此举虽发生在隋代，影响却极深远，唐宋时代屡屡有人撰文追述，如晚唐人樊宗师撰《绛守居园池记》、北宋咸平六年绛州通判孙冲撰《重刻绛守居园池记序略》及治平元年薛宗孺的《梁令祠记》等，说明自隋兴水利以来，鼓堆水利之盛，令地方社会受益匪浅，以至后人时常会念及梁轨的首创之功。嘉祐元年（1056年）时任并州通判的司马光途经绛州时，对鼓堆泉的开发情状作了如此记述：“盛寒不冰，大旱不耗，淫雨不溢。其南酾为三渠，一载高地入州城，使州民园沼之用；二散布田间，灌溉万余顷，所余皆归之于汾。田之所生，禾麻稌穱，肥茂香甘，异他水所灌。”^[20]司马光所记“万余顷”的数字虽值得怀疑，灌溉效益显著则是确定无疑的。金元时代，鼓堆泉虽然得以继续维持历史时期灌溉效益，却又不断遭受困难，“渠道壅塞、水利失修”之类记载开始出现。如南宋前期，绛州为金人所有，郡守菩察（女真人）“以绛地形穹崇，艰于水利，思欲导泉入圃。博议虽久，竟以高下势殊，不能遂。”后虽开了新渠，水却不能入。于是菩察祈求神助，水始得入渠。究其实质，可能是水位被抬高的缘故[21]；至元六年（1269年），王恽在《绛州正平县新开溥润渠记》中提及鼓堆泉灌溉之利时称“余尝有事鼓溪之神，登高望远，观隋令梁公某曾引用鼓水分溉田畴，几绛之西北郊，于今蒙被其泽者众，其水有余蓄，而河为限以隔之。”[22]似乎说明此时的鼓堆水利仍然如旧。遗憾的是，仅仅七十余年后，当李荣祖知绛州任时，却出现“水利之不通也，不知其几何年矣”的颓废现象，于是李荣祖“循其迹衍而凿之，及涤其源而疏其流，浚其窒而通其碍”，经过不懈努力，“田园有灌溉之泽，而川派无壅竭之患，阖境皆受其福。”^[23]尽管如此，与唐宋时期鼓堆水利勃兴的情状相比，金元时代更多显现出水利失修与“守成”困难的迹象。这种不利形势在明清时代更加明显，据万历十六年薛国民“白公疏通水利记略”称鼓堆泉引水工程的某些部分时有淤废，因“上流下漱，易于坍塌。自（隆）庆、（万）历以来，郊田不沾水泽者盖廿年矣，卒未有复之者。”水利失修至此，灌溉效益便可想而知了。

与金元以来鼓堆泉域水利失修的状况相比，明代晋藩王府势力进入新绛，与民争利，更加剧了当地灌溉水资源紧张的局面。据鼓堆泉域碑文所载，“我朝天顺间，灵邱王藩于绛坊若园，悉起府第，入城之水，存二日于府州，堆四日于北关，北关平粮改征水粮自此始。”^[24]灵邱王府移至绛州前，并无北关、府州分用鼓堆泉水之例。王府就藩绛州城后，此例即被修改，不但府州分到２日水程，绛州北关也跟着受益，分得4日水程^[25]。此后，该用水状况进一步得到确认，“嘉靖十一年重新番牌，计二十九日一周。”其中，除原先民间用水顺序不做变更外，新增“北关四昼四夜”“灵邱府一昼一夜”“州衙一昼一夜”。水程由原来的23昼夜拉长为29昼夜。泉域民众虽无法与王府、州衙相争，却敢于在民间互争，于是出现了违背嘉靖11年用水番牌的现象，“关居末流，正番之内，往往为上庄侵阻，水甫及畦，渠勿告涸，额日虽四，半是画饼。有力之家，凿井接济，未敢全倚，但自用不济，而以济人，非情也。”为了消弭王府、州衙分民间水利“扰民”“害民”的消极影响，嘉靖间上任的绛守张弘宇听从介石李公的建议，“以王府之水，灌寨里之田，而以官衙自用之水偿之”，始缓解了用水紧张的局势。

延至清代，鼓堆水利系统的重点则从满足州城、县衙用水转移到了民间灌溉用水。发展空间上也从州城、县衙所在的东部渠系转移到了西部渠系，更多的用水村庄加入到鼓堆水利灌溉系统中，所谓“王马七庄，重私约甚于官法”即是鼓堆水利民间化的一个突出表现。这一点在同治十二年的“鼓水全图”碑中表现得相当清晰。一张图所要表达的内容又何止千言万语。我们只有站在长时段和整体史的视角上来审视“鼓水全图碑”，才能充分挖掘其更为深层和丰富的历史信息，才能更为准确地把握地域社会的历史进程。从本质上来讲，水利图碑中每一个具体的村庄名称和村界、渠道走向和渠界，乃至图碑中的每一座庙宇、方位等信息，均是地方水利管理精细化的突出表现。水利图碑背后所昭示的，乃是明清以来山西水利社会中愈益增强的水权意识。它与我们此前在山西、内蒙等地新发现的买卖水权契约文书，均是地域社会民众表达其水权意识的一个重要媒介。在此意义上，我们说鼓水全图碑是有类型学价值的。

与山西这种出现年代虽晚，却能突出反映其与特定地域社会民众日常生活密切关系的水利图碑相比，我们在陕西关中引泾灌溉系统中所见水利图及其水利图碑，则呈现出另外一个面向——体现了其与国家治水的密切关系。这或许是引泾水利工程规模浩大，国家的重视程度高有关。就现阶段我们掌握的陕西水利图碑来看，主要限于关中大型水利灌溉工程，尤其是明代的广惠渠和清代的泾惠渠，国家在这些渠道水利工程中自秦汉以来就长期扮演主导角色，因此在元代李好文的《长安图志》中对于关中泾渠、富平县石川溉田图，均是站在国家治水的角度绘制的。明代陕西巡抚项忠所绘广惠渠“历代因革画图”碑和清代的“泾惠渠碑”均具有这种特点。这类水利图碑与冀朝鼎前揭书所引清代治水著作和堤堰工程图的性质是一致的。鉴于目前占有的陕西水利图碑数量和类型有限，我们尚难以断言陕西民间水利灌溉系统中是否也存在与山西类似的民间水利图碑。这也有赖于今后更进一步的田野考察工作去发掘和发现。

三、结语：山陕水利图碑与中国水利社会史研究

结合目前已经掌握的相关资料判断，从金元到明清是山陕水利图碑产生、形成和发展的一个完整时段，是一个连续性的传统。由于水利图碑这一新生事物并不仅仅是山陕地区独有的，而是在整个中国范围内自宋金元明清以来即已出现过的，那么这项研究也就具有了跨区域的意义。

通过上述初步研究可知，每一幅水利图碑的背后就是一个地域社会围绕水资源分配和管理进行长期博弈、调整和互动的结果，不仅内容丰富，而且精彩纷呈。我们在开展研究时，既要从总体上首先将山陕水利图碑的发展变迁状况梳理清楚，同时也要以每一通水利图碑为中心，结合学界已有研究和其他民间文献，开展个案性的综合研究。我们深知，每一通水利图碑都可能属于不同的类型，有着各自不同的特点。在具体研究中，要分门别类，抓好问题和重点，力求能够为学界呈现出山陕水利图碑的个性特征及其与全国其他区域水利图碑的共同点，并努力挖掘差异性背后的原因所在。

我们希望通过本研究，真正实现“长时段、整体性”的研究目标，“通过金元看明清”“通过明清看金元”，注重联系性和整体性。通过对山陕水利图碑的研究，期望能够弥补既往研究中偏重于以文字史料为重点，忽视图像资料的不足，做到将碑刻、族谱、契约、档案和图像等地方或民间文献完整运用于区域整体史研究的过程当中，实现视角的创新，达到透过图像看物质文化、社会景观、可视的叙事史的学术追求。正如论者所言，“尽管文本也可以提供有价值的线索，但图像本身却是认识过去文化中宗教和政治生活视觉表象之力量的最佳向导”[26]。这正是本文专门选择水利图碑开展山陕水利社会史研究的一个新尝试。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今后对山陕水利图碑的研究还需要我们付诸更多的田野调查和努力，相信随着更多数量更多类型的水利图碑的发现、搜集、整理与研究，必将会推动中国水利社会史研究更进一步的发展。

基金项目：本文得到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山西省中青年拔尖创新人才项目和山西省学术技术带头人项目的支持。

作者简介：张俊峰，男，1976年生，山西阳城人，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主要从事明清社会经济史、水利社会史和北方宗族史方面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