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赵世瑜（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首先，我想讲的是，怎样来看北方？大家都知道，和东南，或者是华南这样一些地方比，华北黄河流域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原文化根基所在的地方，因此对它的历史延续性要看得更多更重一些。所以我说需要一种更长时段的审视。

但是，这个“长时段”应该打引号，因为它不是布罗代尔那个长时段的原意了，就是指相对长时间一点的审视。中古时候的重大变革是所谓“唐宋变革期”，后面就是两宋之交了。我们要思考的问题就从这时开始，由此看到明清以降，也算长时段了。在两宋之际以来，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时间点，我称之为“历史性时刻” (Historical moments)。一个是在距今800年左右，一个是在距今200多年。

在距今800年左右的时候，有两个比较大的问题值得注意，两个看似常识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在此时北京第一次成了都城。大家知道，北京一直以来——从统一的秦汉以来一直到唐代——都是一个边陲城市，是北方的苦寒之地，在长城脚下。幽州再繁华，能有多大发展？但是到了契丹人的时候，这个地方成了所谓的“南京”，当然不是唯一的和固定的。

辽实行四时捺钵制，到了金，变成中都了，其规模至少在淮河以北是一个很重要的都城。元、明、清就更不用说了。所以，北京之所以成为都城，那是拜这些从北方来的草原民族所赐。如果没有这样一些人的南下，就没有北京，只有幽州。明朝是汉人建的，但最终还是把都城迁到北京，还是和草原民族有直接的关系。

为什么？因为这些草原民族的世界图式，他们的帝国视野是和中原王朝不一样的。幽州在中原王朝看起来是位居东北一隅的城市，它怎么可能不在一个所谓天下之中的地方建立都城呢？但是，对于北方的民族来讲，他们的整个视野范围在哪里？它的北部至少到贝加尔湖，西部至少向今天的中亚一带扩展。

它们选择都城的考虑在正史里面讲得很清楚，说我们为什么在这里建都？是因为北京这个地方可以和北边这些地方联络，也可以和南边的中原、江淮一带联络。所以，北京一旦变成了首都，整个中国的格局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南北的关系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政治到经济可以讲很多的道理出来，这里不去说它。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

那么，第二个问题，我们可以看看南方、华南发生了什么。我们在乡下看祠堂，看庙，在北方可以看到很早的东西，山东的武梁祠是汉代的，魏晋南北朝的石刻就多了，唐代的寺也很多，不是后代复建、重修的，就是当时的建筑形式。但你在南方看不到宋代的祠堂，寺庙也比较少见，那里的故事也讲不到很早。比较有眉目的可以讲到唐宋。

所以我说韩愈、苏轼在南方都很了不起，都类似“人文初祖”，和北方的炎黄差不多。其实他们当时都是犯人或者准犯人，因为他们到华南去差不多都是流放或者贬官的。但是他们一去以后，这些地方就了不得了，像韩愈到潮州，所以那地方，还有临近的福建莆田，就都变成“海滨邹鲁”了。

苏轼到海南岛，那个天涯海角的地方，他一去以后也都一心向化了。那里的五公祠，海角亭，都是这类象征。但是这些唐宋人物的文化象征，大多是明代做起来的。所以潮州这类地方后来就说我这里不得了，因为有个韩愈来了，所以连妇女头上戴的头巾都叫“文公帕”。文化资源之重要由此可见一斑。

但是，北方不在乎这些东西。这些算什么？华北很多地方随便一家乡间小庙，供的就是这些我们今天看起来所谓的“人文初祖”。山西、河南等地，有很多故事是讲神农、女娲、舜，甚至皋陶之类的，这里至少是从很久以前就祭祀他们。一个村里可能就有很多。不是说某一个山头才有一个很大的庙，不是这样的。我们看炎帝的庙，在晋东南很多，一个村、一个村地找，可以找一片出来。所以在这个重要的变化时期，中原的士大夫文化在向南扩展，在中原也没有因为族群关系的变化而造成断裂或者文化象征的缺失。

第二个重要的历史性时刻，是18到19世纪。我刚才向大家展示的土默特左旗那些材料就充分证明它的重要性。过去讲到这个时候，我们会特别凸显西方势力怎样到中国来，特别是以鸦片战争为标志，带来一系列重大的社会变革。这当然没有错。但是还有一方面是被遗忘的、被忽略的，是我们没有去恰如其分地关注的。

这个时候在北方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认为可以和前一个变化相媲美，就是两千年以来北方民族南下牧马的趋势，到这时候戛然而止。不仅戛然而止，而且产生了一个“反动”，就是“反向的运动”。这个反向的运动其实早在明代中叶就开始了。当时人们管这种方式叫作“雁行”，像大雁一样，冬去春来。主要是山西和陕西北部的老百姓，春天的时候跑到边外——长城以外——去开垦土地，收了粮食赚了钱以后，又返回到老家。他在政府登记的户籍还在老家。当地政府当然也很高兴，本地人口变得很多，人均资源变得很少，人到外地去挣了钱回来交税，既能缓解矛盾，又能给财政增加收入，所以地方政府对这类事也放任不管。

明清之际发生了一些变动，这个过程到清代又重新开始。虽然蒙古在清代和东北一样是封禁之地，但是，这样一种北去浪潮从来没有停息过，我们从那些档案中就可以看出这个特点。那么这种变化是什么？它实际上是，这些人不仅仅自己过去了，不仅仅从一种冬去春来的“雁行”的方式变成一种定居的模式，而且随着定居，他们把内地、中原的很多社会组织形式带到了草原上，使这里发生了很多变化——土地利用方式的、用水的、宗教信仰的、社会基层管理的，很多这方面的东西进去以后，和原来在蒙古地区存在的生活方式、社会结构、信仰，发生了非常激烈的碰撞。那些官司、纠纷，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

我们可以想一个道理：在那个时代，包括到后来，到今天，很多人开始向西北，包括甘、宁、青迁移，这主要是发生在乾隆以后，因为那时西北地区基本被纳入帝国版图之内。这样一种过程，这样一种原来从北向南，现在是一个从南向北的过程，实际上是非常了不起的。

因为我们知道，历代王朝只是派几支军队到过那里，或者强制性地在那里设置军屯，但终不能长久；设立几个机构，也是旋设旋撤，没有人，这个地方毕竟不能成为你的地方。只有当大量的内地人到那里去以后，把大量的内地文化传统、社会组织等等带进那里，虽然经过各方面的激烈纠纷，但最后还是可以取得一种调和，那地方才差不多可以真的成为中国的。否则的话，只是当你军力强盛的时候，比如唐代，可以在西域设立几个都护府，等实力一弱，撤了，那些地方又回复故态。

所以我始终认为，这个过程的意义不仅可以和上述那次变化相媲美，也可以和19世纪中叶西方人来中国导致的变化相媲美，但过去我们对此不是很重视。

明代继承元朝制度，在设立土司的地区往往都兼以卫所进行管理，形成了二元的边疆管理体制。在清水江流域同样是这样。隆里是个守御千户所，按民国所志的记载，这里65% 的人口是土著，30%是来自江苏、安徽、福建的卫所军户，还有5%是后来从湖南来的客籍。在明代，土著的比例应该更高，所以所城经常被攻破，一被攻破，所城里的人便逃出去，事态平息了再跑回来。

? 节选自赵世瑜：《锦屏-清水江文书在重建中国历史叙述上的意义》，收入氏著《在空间中理解时间：从区域社会史到历史人类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487-49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