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丁戊奇荒”，①国内外众多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对此进行过研究。上世纪70年代，英国学者博尔(Paul Richard Bohr)对传教士李提摩太在灾荒期间前往山西和山东的救灾行为以及他的救荒思想进行了阐述。[1]80年代，香港学者何汉威对北方五省此次大旱的受灾程度、赈济措施进行了研究。[2]台湾学者陈存恭对晚清至民国山西的灾荒作了细致的研究。[3]这几位学者主要从赈灾的角度进行了考察。2002年，美国学者艾志瑞(Kathryn Edgerton-Tarpley)把“丁戊奇荒”同爱尔兰的“土豆饥荒”进行比较研究，以探讨中西之间的灾荒及深层次的文化与道德差异。[4]众多大陆学者则从1980年

代开始对此次大灾进行研究。满志敏、郭春梅等学者对此次大旱以及严重灾情出现的原因进行了探究。[5]赵矢元、郝平则对此次大灾的特点进行了总结。[6]在赈灾方面，夏明方、李文海等人对官赈、义赈以及西方传教士的赈济这几类赈灾形式从不同的视角进行研究。[7]总体来看，多数学者关注赈灾方面的史实，部分学者探讨特大干旱和灾情严重的原因、大灾的表现特征和社会影响等等。关于特大干旱引发的狼的异常行为现象，一些研究成果只停留在对史实的复原和叙述层面，[8]未认识到狼群的迁移以及在山西与陕西大聚集的现象，未对这些动物异常现象发生的原因和发挥的生态作用等进行深层次的探究。基于此，笔者通过实地走访，结合地方志、文集、碑刻、报刊等，对光绪初年陕晋等地出现大量狼群异常活动的史实进行考证，从特大干旱导致北方生态环境整体变化的角度出发，拟对大量狼群的来源、迁移以及它们在旱灾期间发挥的生态作用进行研究，同时结合草原环境变化和农耕区的环境变化对出现狼群聚集与异常活动的环境背景进行探讨，并对狼群异常活动的社会影响以及对现实社会的借鉴进行分析。

山西与陕西的大部分区域位于黄土高原的东部和南部，目前，400mm等降水量线从山西省境的北部和西北边缘经过，然后折向西南，此线大致呈东北西南走向。[9]由于400-500mm降水量的区域为森林草原带，因此，陕晋的一部分区域为草原带，一部分为森林草原带，一部分为森林带。光绪初年处于明清小冰期结束前后，森林草原带更为广阔是那时陕晋地区的自然带特征。[10]由于文中的研究内容主要为定性描述和论证，可以近似地认为，光绪初年同目前400mm等降水量线基本一致。

 一、狼群大聚集与异常活动的史实

狼属于犬科动物，是食肉目中的中小型猛兽。狼的栖息范围广，适应性强，凡山地、林区、草原、荒漠、半荒漠以至冻原均可生存，[11]无论从数量、规模以及生存的适宜性等多方面来看，多数学者认为狼是草原动物。狼群异常活动是指狼群在生存环境受到破坏或食物短缺时，进入人们的家园，对人和家禽、家畜等造成危害等行为。狼群在野外猎食过路人也属于狼群异常活动。狼群聚集既指狼成群结队地出现，又指一定范围内出现数量较多的狼。光绪三年至七年(1877-1881年)，陕晋等地出现了规模较大的狼群聚集与异常活动现象。

光绪三年(1877年)，陕西3县有狼群异常活动的记载。如靖边县，“每日晡时，饥犬饿狼叫号相闻，掘食残骼，弥散原野间。”[12]靖边县靠近长城，吴堡县和延长县都靠近黄河，靖边县的狼群可能直接来自长城外的草原地区。在冬季黄河结冰的时候，草原狼群可能沿着黄河的冰面而来到达吴堡和延长县。由以上具体地域可知，光绪三年，狼群主要出现在陕西北部草原区附近的农耕区域。

光绪四年，山西9县有狼群异常活动的记载。如汾阳县，“狼遍野食人”。[13]曲沃县，“狼虫杀人无算”。[14]由统计可知，狼群异常活动较早出现的区域多在省境南部。省内偏南的地域狼群多，这很可能与这些地区有较多的狼的食物有关。因为此次旱灾的灾情南部更严重，[15]南部人口密度大，死亡人数多，提供的人和动物的尸体多，所以聚集的狼数量多。四年，陕西5县有狼群异常活动情况的记载。如澄城县，“四年，狼复炽，伤人甚众。”[16]横山县，“山中野狼成群，噬人，商旅裹足。”[17]这几个县除横山县靠近长城位于陕西北部外，其余位于关中及关中附近的省境中部地区。

光绪五年，山西30个州县有狼群异常活动的记载。如解州，“狼出为患，白昼伤人。”[18]临汾县，“五年，冬多狼，三五成群，白昼噬人。”[19]这些州县大多位于晋南和晋中，只有忻州和定襄位于晋北。陕西10县有狼群异常活动的记载。如长安县，“春多狼，三五成群，鼠害尤甚。”[20]华阴县，“春，狼益甚，三五成群，行路者多有戒心。”[21]这些县大多位于关中地区的东部及其附近地区。河南2县有狼群异常活动的记载。灵宝县，“麦登，狼为害。”[22]新安县，“岁大有，豺狼入城市食人畜。”[23]两地位于河南西北区，靠近山西西南区和陕西关中的东部区域。

以上众多文献显示，光绪五年狼群出现在陕晋等地的大范围区域。多处文献中有“多狼”、“三五成群”、“狼益甚”的记载，这是狼群大聚集的直接描述。而“狼为害”、“白昼伤人”、“伤妇孺甚多”、“豺狼人城市食人畜”这些记载，是狼群在一些区域大聚集后造成的狼灾事件的描述。多地文献记载，狼在冬、春季食物短缺时向人侵犯的机会更多，而且猖獗到白昼伤人的程度。

一些地区狼群的异常活动延续到光绪六年和七年。光绪六年，山西8县有狼群异常活动的记载。如古县，“狼鼠为灾”。[24]其中盂县、寿阳、清徐、交城、灵石5县位于晋中，古县、安泽、平陆3县位于晋南。陕西4县有狼群异常活动的记载，它们都位于关中地区。七年，山西4县有狼群异常活动的记载，这几个县都位于晋中偏北的区域。陕西1县有狼群异常活动的记载。据以上事实可知，从光绪六年至七年，狼群聚集的规模在不断缩小，说明狼群逐渐离开山西中南部以及陕西中部这些区域。

通过以上狼群异常活动发生的时间特征可知，大量的狼出现在旱灾和瘟疫偏后的光绪四年、五年、六年和七年。在几个不同年份中，除光绪三年狼群主要聚集在陕西北部以外，其余几个年份狼群主要聚集在山西中南部、陕西中部以及河南西北的部分地区，光绪五年狼群聚集的规模最大。从狼群聚集的时间变化趋势来看，由光绪三年到五年，狼群经历了由小聚集到大聚集的过程，从光绪六年开始狼群聚集的规模在逐渐缩小。

二、特大干旱期间狼群的来源与迁移分析

在狼群聚集与异常活动的记述中，一些言辞体现出狼的数量众多。光绪四年，澄城县，“狼复炽，伤人甚众。”[25]横山县，“山中野狼成群，噬人，商旅裹足。”[26]曲沃县，“狼虫杀人无算”。[27]文献中的“伤人甚重”、“野狼成群”、“杀人无算”都显示狼的数量众多。

光绪五年，临汾县，“冬多狼，三五成群，白昼噬人。”[28]韩城县，“灾后余劫，狼、鼠为害甚异。”[29]永和县，“豺狼成群，相率噬人，村边无敢独行者。”[30]以上记述中的“多狼”、“三五成群”、“豺狼成群”、“狼害甚异”等都直接和间接显示出当时的环境中狼的数量异常多。

统计表明，从光绪三年至五年，狼群聚集规模逐渐扩大。光绪三年，陕西3个县有狼群活动记录。四年，山西9个县，陕西5个县。五年，山西30个州县，陕西10个县，河南2个县。仅光绪五年，狼群聚集的区域就达到42个县，在同一年份如此多县域出现狼群的聚集，可以推知当时狼的数量是非常可观的。在此次旱灾之前的多个气候平常年份，经查阅多种历史文献，在以上区域很少有关于狼群聚集与异常活动的记载。因此，在气候平常年份，农耕区不会出现如此多的狼。狼的数量剧增，说明狼在该区域发生了大聚集，证明狼群的主体是从其他区域迁移而来。

在气候正常年份，狼在温带草原区的生存条件比森林区更好。温带草原区羊、兔、鼠等中小型食草动物多，狼又善于奔跑，因此它们捕食较为容易。温带草原区其他大型兽类较少，狼在这些区域天敌较少。而在森林区，有多种比狼更凶猛的野兽，不利于生存竞争。再者，森林中地形复杂，狼在其中不能发挥其善于奔跑的优势，所以大量的狼群在气候正常年份多分布在温带草原区。[31]如果草原区环境一旦恶化，狼群就要迁移，它们一般迁往较近的农区，因为农区的食物相对较多。

狼对环境有很强的适应能力，它们在不同的生境中能够找到多种食物。比如，晚上有能力到几十里以外的地方寻找食物。[32]由此可以推测，即使在特大干旱期间，它们也能想方设法找到水源。如果能够找到水，不仅它们的生命能够维持，而且可以正常地繁殖后代并扩大群体。所以，狼具有较强的对多种环境的适应能力和生存能力，使它们在特大干旱期间进行远距离迁移具备了可能性。

光绪初年的特大干旱，波及到北方的多个区域。除山西、陕西外，河南的旱灾也相当严重，直隶、山东等地也受灾严重。以上区域的死亡人数都很多，到处是死尸横野。可是，只有山西中南部地区和陕西中部地区出现大量狼群的聚集与异常活动，河南西北部仅有少数地区有狼群活动的记载，直隶和山东未见有狼群活动的记载，这是为什么?

 

据文献已确定的事实是：光绪三年狼群出现在陕西北部的几个地方，四年主要出现在陕西中部和山西中南部的部分区域，五年出现的区域位置未发生大的变化，但范围扩大了。据狼群聚集与异常活动区的变化趋势显示，狼群迁移的总体方向是由北向南，大致呈东北西南方向延伸，距离400mm等降水量线较近。降水量在200-400mm之间的区域一般为温带草原区，[33]所以此次狼群聚集的区域大致位于森林草原地带或者其附近，距离北部温带草原较近。此次陕晋狼群聚集的区域在当时属于森林草原地带或距草原较近的森林带，这些区域距离北部草原较近，狼群容易到达。特别是当冬季黄河结冰之后，更多的草原狼群能够到达陕晋的中南部地区。有关冬季黄河结冰，众多草原狼群越过黄河到达鄂尔多斯、陕西和山西的事实由田野调查得知，这是历史上常态化的现象。而直隶、山东及河南的大部分区域是典型的森林地带，距离北方草原遥远，草原狼群不易到达。

 

尽管狼能够生活在森林、森林草原、草原甚至半荒漠和荒漠地带，但主要生活在草原区，尤其是温带草原地区。而此次狼群聚集的地域大部分是农耕区，周围山地区分布着一些森林。在农耕区，由于人对狼的捕杀，狼一般是较少的。在森林区有豹、熊、野猪等更凶猛的兽类，狼同这些动物冲突不会占优势，它们不太适合在森林中生存，所以，此次聚集的狼群主体从当地森林区迁来的可能性很小。

 

由前文可知，在光绪三年、四年的旱灾期间以及旱灾结束后的五年，山西地区的狼群主要活动于晋南和晋中南部的一些区域。到光绪六年、七年，晋中的北部和西北区域狼群活动较多，这可能是狼群返回草原区的一种迹象。光绪六年和七年，北部草原区的生态逐渐恢复，而农区的生产和生活秩序逐渐恢复正常，狼群可能要向北部的草原区移动。这一推测的有力证据是山西临县狼群的异常活动：该县在光绪四年、五年、六年都未发现有狼群异常活动的记载，在平常年份很少有狼灾的记载。据《临县志》记载，光绪七年，“县属五百余村被狼伤四千余人，经悬赏击杀毙狼二百余只后狼患方息。”[34]从该文献得知，狼的数量很多才能出现“伤四千余人”的结果，仅悬赏而杀的狼就有200余只，说明狼群在临县境内活动的数量远远超过了200只。临县位于晋中的西北区，紧靠黄河，离北部草原区较近，特别是冬季黄河结冰时，狼群可由此直接到达北部草原区。由此可以推知，在光绪六年和七年，部分狼群向北方地区迁移。在七年，数量众多的狼群可能要经由临县等地迁回北部草原区。

 

陕西地区以及河南西北区的狼群活动地域同山西的狼群活动地域基本连成一体，目前所见的相关文献未能证明陕西和河南的狼群最后迁往何方，但从以上狼群向晋中的北部和西北部迁移的事实可推知，在光绪初年，北方地区异常活动狼群的部分群体在后期阶段向陕晋以北的草原区迁移成为可能。

三、狼群迁移与大聚集的原因

内蒙中部、宁夏东北一带的草原位于陕晋以北地区，光绪三、四年，这一带发生了严重干旱，导致草原生态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光绪三年，呼和浩特周围的草原区、山西恒山以北的草原区发生大旱，银川周围的草原区干旱现象严重。[35]该年，从内蒙的丰镇县到土默特左旗和清水河县，再到宁夏的灵武县等草原地带都有大旱的记载。[36]清水河县，“饿殍盈野，惨不忍目，其口外各厅亦均亢旱。”[37]众多文献显示，在光绪三年，陕晋以北的草原区旱灾严重。

 

光绪四年的春夏，内蒙的土默特左旗、清水河县、萨拉齐县等地仍然发生大旱。[38]草原地区发生严重干旱，导致草原生态环境恶化。草原地区的狼群为了找到食物而求得生存，被迫向就近的农耕区迁移。另外，乌中后旗的百灵庙镇有“大旱，人吃人，狗吃狗”的记载。巴彦卓尔盟的陕坝镇有“全年大旱，人吃人，狗吃狗”的记载。[39]既然出现人吃人、狗吃狗的现象，说明在此次干旱期间，草原上食肉动物和人都出现了严重的食物短缺现象，那么善于适应环境变化的草原狼很可能大规模地向农区迁移以寻找生存的机会。由此可以推知，很多草原狼群向南方的陕西中部和山西中南部地区迁移成为可能。

 

此次狼群活动的区域主要位于农耕区。如果在气候正常年份，这些区域由于农业自然条件较好，人口较为稠密，在森林里还有一定种类和数量的动物。据文献资料可知，这些区域在光绪三年和四年旱灾严重且持续时间较长，[40]导致部分动物发生了迁徙，一部分人也迁往他乡，但很多动物和人由于干渴、饥饿而死亡。关于此次大旱造成人口死亡的相关记载很多。光绪三年，太原县，“大饥，民死于饿者十之三四。”[41]芮城县，“哀鸿遍野，流离死亡填坑溢谷。”[42]华阴县，“大饥，人相食，饿毙人民无数。”[43]光绪四年七月，稷山县瘟疫，“初下泄三数日即死”，②三原县，“大旱，饿毙无算。”[44]乾县，“饿莩盈路，人相食。”[45]光绪五年，阳曲县尉曹君致松江某君书信中载，“去年春夏，瘟疫大作，死亡者不知凡几。即就省城及城外二三里内，无主并无力殡葬者，经局收埋一万二千有奇，官场道府至佐杂教官病故者将及三百人。”[46]“平陆县东乡、望原一带至南沟更苦，死亡十之七八。”[47]山西巡抚曾国荃对当时人口大量死亡的原因作总结，“大祲未已，瘟疫流行，小民非死于饥饿，即死于疾病。”[48]

 

由以上事实可知，在特大干旱期间，有的人饿死、病死在家中，有的在迁往他乡的途中死亡。从城市到乡村，从村落到荒野，当时的人们无力埋葬尸体，导致死尸遍布，或置于村落或弃于野外。虽然在有关文献中未见记载关于动物死亡的情况，但是在干旱环境中大量动物死亡的情况应该会发生。在特大干旱期间，人和动物的大量死尸存在于环境中成为狼群的食物。生存能力较强的鼠类如果碰到狼，它们便成为狼的捕食目标。因此，即使在特大干旱期间，狼群来到山西中南部和陕西中部等地区，它们仍然能够找到较为充足的食物。

 

四、特大干旱期间狼群的生态作用

草原狼群在草原地区清理动物和人的死尸，扮演重要生态角色，这是早已被草原人认识了的事实。据动物专家介绍，很多犬科动物是食腐动物，尤其是体形较小的狼和狗。[49]新良等学者对狼群在草原区的生态作用作过总结。狼被称为草原的“保洁员”，它们能把草原上的人、马、牛、羊、野兔、老鼠、旱獭、黄羊等尸体处理得很干净。历代草原上发生战争，成千上万的人马尸体抛弃于荒野，这些尸体的处理靠的主要是草原狼群。狼多的草原发生大瘟疫的机会较少。[50]可见，狼啃食人和动物的尸体，防止瘟疫流行，对维护草原生态能够起到重要的作用。

 

特大干旱期间，在陕晋的一些农耕区，众多人口死亡，且大量尸体或置于村落或弃于野外。据孙若泉研究，狼可食掉腐臭的人和动物的尸体，对饥渴和多种疾病具有很强的抵抗能力，能适应恶劣环境。狼对维护生态平衡、保护环境具有一定的作用。[51]可以推知，在此次灾荒严重期间，狼群吃掉了众多人和动物的死尸。可是，在光绪初年的文献中，能够找到的关于狼吃人尸的记录很少，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文人所做的记录内容一般是关注人们的生产、生活等情况，比如，有无饥渴或瘟疫死亡的人、死亡情况如何等等。一旦人死后，其尸体去向如何，同人们的生活关系甚小，因而这些情况很少作为文献记录的内容。

 

狼在扑捉动物时，根据不同的环境，不同的条件和不同的动物会采取不同的方式进行追扑。[52]老鼠的生存能力是很强的，在灾荒年间，它们本能地在环境中能够找到生存的机会。光绪五年，多个地域出现了鼠的异常活动。[53]在该年，多地出现了狼的异常活动。临汾县，“五年秋鼠为灾，冬多狼。”[54]芮城县的碑文载，“鼠害未除又遭殃，狼虎下山势莫阻。”③汾西县，“五年狼鼠相继为灾”。[55]由以上事实可知，鼠和狼的异常活动一般出现在同一年份，不同季节，发生的时间很接近，往往相继发生。

 

鼠和狼的异常活动出现在同一年份且在季节上具有不重复性，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鼠类是狼捕食的主要对象之一。鼠的大量出现可以为狼提供较多的食物，因此，在一些季节鼠的异常活动可以缓减狼的异常活动。由此推知，在这些季节，大量的狼和鼠共存于同一环境中，狼吃掉了众多老鼠，缓减了鼠灾。鼠灾缓减可减少鼠类对疾病的传播，使瘟疫流行速度减慢。[56]当冬季老鼠钻洞之后，狼缺少食物，狼向人进攻的异常活动才会增多。据统计，山西境内不同年份瘟疫发生的县域数量是，光绪三年6县，四年16县，五年1县。陕西境内，光绪三年0县，四年7县，五年0县。[57]陕晋地区在光绪四年瘟疫较为严重，而在光绪五年瘟疫迅速消失，其原因可能同光绪五年气候恢复正常有关，也可能同光绪四年秋季的雪灾和冬季异常寒冷有关，[58]但目前没有证据否定瘟疫的消失同狼群的异常活动相关联。因此，光绪五年瘟疫迅速消失可能同几年内狼群的异常活动有一定的相关性。

 

由以上分析可知，在光绪初年的特大干旱期间，狼群在陕晋的一些地区啃食并清理死尸，捕捉大量的老鼠，一方面维持自己的生存，另一方面对生态恢复起到重要作用。

 

整个北方地区旱灾严重的时期是光绪三、四年，三年旱灾最重。在干旱初期，狼群首先在草原区捕食草原动物以及寻找人和动物的死尸。干旱持续一段时间以后，当草原上食物严重短缺，善于适应环境变化的狼群其中的一部分成员一定会向农耕区迁移。旱灾瘟疫即将结束之时，人和动物死亡数量剧减，野外死尸迅速减少。虽然这一时期降水恢复正常，但自然生态系统仍未恢复正常运行状态。野外食草动物的数量较少，满足不了狼等食肉动物的需求，野外食物严重短缺。为了生存，狼群把捕食对象对准了人，于是，表现为激烈的人和狼的冲突，这个时候狼群的异常行为出现了。狼群异常行为出现之时，狼群的生态作用仍在延续。

 

由以上分析可知，在特大干旱期间，无论在草原区还是农耕区，狼群为了生存而到处觅食，吃掉了很多人和动物的死尸，吞食了很多老鼠等动物。狼群的异常行为在维持它们生存的同时，使瘟疫传播的速度减慢，避免了更大瘟疫的流行，降低了瘟疫带来的的灾难。因此，它们的行为加快了生态恢复的速度，其生态作用不可否认。

 

五、狼群异常活动消失的原因

光绪六、七年间，大部分区域的狼群异常活动消失，以下从生态和社会两个方面究其原因。

 

旱灾过后，草原地区生态逐渐恢复，狼群中的一部分可能又回到草原。据《中国近五百年旱涝分布图集》，[59]从光绪五年开始，位于陕晋北部的内蒙、甘肃和宁夏一带的草原地区，气候条件恢复正常。虽然生态恢复比气候的恢复滞后，到光绪六年和七年，这些地区的草原生态环境也逐渐恢复了。在这种情况下，干旱期间来自草原的狼重新回到草原的可能性很大。

 

生态恢复的农耕区不适合很多狼的生存。旱灾过后，农耕区的生态逐渐恢复，人们的生产、生活秩序逐渐恢复正常，社会的有序性在逐渐建立，人们在生态环境中的力量不断增加，给狼的生存带来了很多不利的因素。因此，生态恢复的农耕区不适合狼的生存，狼群中的一部分离开农耕区是必然的选择。

 

此外，当狼群的聚集与异常活动大规模出现时，官府采取了一些遏制措施。光绪五年，榆社县，“狼食人，大府檄募捕杀，计头给赏，获狼多者并优给功牌衣顶。”[60]临县的捕狼行动，收获甚多，“经悬赏击杀毙狼二百余只后狼患方息。”[61]光绪六年，交城县，“群狼入城伤人畜，官示谕捕一狼赏钱十千。”[62]华阴、沁县、沁源、临汾、辽县等地也实施了一些捕狼措施，得到了一些收获。以上一些地方采取的捕狼措施是以官府出台奖赏为主，由此说明官府在捕杀狼的行为中所起的作用很大。

 

当然在一些区域，当狼同人冲突激烈的时候，民间一定有一些捕狼的行动，导致一部分狼被人所杀。由于多个地方以多种方式捕杀狼的行为增多，导致狼的数量锐减，这是狼群异常活动消失的原因之一。人们捕杀狼的行为增多，从另一个侧面显示出社会的有序性在逐步建立。

 

六、狼群聚集的社会影响及现实启发

狼群聚集给人们的生活和生命安全造成了严重危害。例如，光绪四年，洪洞县，“四乡豺狼成群，白昼伤人，幼男寡女辄被攫食。”④永和县，“豺狼成群，相率噬人，村边无敢独行者。”[63]盂县光绪五、六、七年，“狼食人，城关乡镇出没无常，所伤甚众。”[64]此次狼群聚集与异常活动给人们的生命带来了许多危害，并引起了人们的恐惧和不安，严重扰乱了生活秩序。光绪五年，榆次县，“狼灾三五成群，涂水南北伤人甚多。”[65]临县有“县属五百余村被狼伤四千余人”[66]的记载。解县，“狼出为患，白昼伤人，老少妇女皆不敢出门，壮者在外被其伤者数十。”[67]狼食人往往是三五成群或者更多的狼利用集体的力量发起一次次有把握的围歼战，所以，即使是强壮的人有时也不是它们的对手。从“伤人甚多”、“伤四千余人”、“壮者在外被其伤者数十”等记述可知，很多社会成员被狼伤害，而且数量众多。狼群对人们的残害，使本来灾后人口短缺的农耕社会劳动力锐减，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

 

经历了此次狼群聚集事件后，光绪年间各地编纂的地方志中对狼的描述所用言辞较为激烈，“狼灾”、“狼患”的词大量出现。光绪五年，“狼出为患，白昼伤人。”[68]“狼出患，田鼠伤禾木。”[69]“灾后余劫，狼鼠为害甚异。”[70]光绪六年，“春，狼患息，鼠减少。”[71]等等。从此，“狼灾”、“狼患”这些词成为大众用语，狼作为“灾和患”的根源成为一种大众的思维习惯，狼的危害和鼠灾往往并列起来。浏览光绪年间以前的文献，较少用这些词语。[72]例如，崇祯八年榆林，“狼食人三五成群。”乾隆四年榆林，“大旱，饥，群狼食人。”不难看出，光绪初年北方地区狼群聚集事件，显示了狼的凶狠、残忍，证明了农耕民族的人们长期认为狼是凶残动物的说法，加深了农耕区人们对狼的敌视态度。

 

历代农耕区的多数人对狼有一种敌视态度，因为他们对狼的情况了解甚少，仅了解狼对人有害的一面。关于狼对生态环境有益的作用，他们了解更少。在这一点上，他们不仅忽视了狼的生态价值，而且对狼有一种偏见。农耕民族的历史文人更多记述的是狼对人造成的侵害，对于特大干旱期间狼群扮演的生态角色，由于时代的局限，他们还没有认识到。

 

其实，狼对人的恐惧程度很高，平常它们尽量避免同人冲突。但是，当出现食物严重短缺之时，它们被迫寻找新的求生之路，向人发起进攻。狼群的聚集与异常活动是狼群应对生态环境变化的一种反应，是一种无奈的生存选择，是动物界少见的高等动物大规模聚集与异常活动的事件。因此，当未来特大干旱发生时，一定要实施救助和稳定野生动物的措施，特别要稳定一些凶猛的野生动物，防止它们给社会生产和人们的生活秩序造成巨大的危害，同时保护这些动物让其种群可持续繁衍。

 

为防患于未然，在特大干旱未发生之时，应采取一些积极的建设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区的措施。不仅要给野生动物一定的生存空间，而且要在一些自然保护区实施一些工程措施。比如，修建一些储水工程，使众多动物在干旱期间能够找到维持生命的水源。在气候正常的年份，人们应尽量减少人为作用对这些区域的干扰，使这些区域的生物多样性得以维持，从而增强抵御旱灾及其他自然灾害的能力。只有这样，生态友好型社会在特大干旱发生过程中才能得以延续。

 

注释：

①指1877-1878年发生在清王土北方区域的特大干旱引发的特大饥荒，1877、1878年的阴历干支纪年分别属丁丑、戊寅，所以人们称此次大灾为“丁戊奇荒”。

②《岁荒记》，现存于山西稷山县太阳乡小阳村。

③《光绪丁丑戊寅凶荒碑记》，现存于山西芮城县恩贡生桥，光绪十二年十一月立。

④《光绪八年洪洞县志》卷12灾异(未行刊刻，仅有稿本)。

 

参考文献：

 

[1]Paul Richard Bohr,Famine in China and the Missionary Timothy Richard as Relief Administrator and Aavocate of National Reform 1876-1884(Cambridge Mass:East Asian Research Center,Harvard University,1972).

[2]何汉威：《光绪初年(1876-1879)华北的大旱灾》，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专刊，1980年。

[3]陈存恭：《山西省的荒灾(1860-1937)》，台湾“中研院”近代史所：《近代中国农村经济史论文集》，1989年。

[4]Kathryn Edgerton-Tarpley,The semiotics of starvation in late-Qing China:Cultural responses to the“incredible famine”of 1876-1879(Indiana University,2002).

[5]满志敏：《光绪三年北方大旱的气候背景》，《复旦大学学报》(社科版)2000年第6期；郭春梅：《光绪初年山西旱灾初探》，《中国地方志》2003年第sl期。

[6]赵矢远：《“丁戊奇荒”述略》，《学术月刊》1981年第2期；郝平：《山西“丁戊奇荒”并发灾害述略》，《晋阳学刊》2003年第1期。

[7]夏明方：《清季“丁戊奇荒”的赈济及善后问题初探》，《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2期；李文海：《晚清义赈的兴起和发展》，《清史研究》1993年第3期。

[8]郝平：《山西“丁戊奇荒”并发灾害述略》，《晋阳学刊》2003年第1期；郭春梅：《光绪初年山西旱灾初探》，《中国地方志》2003年第S1期。

[9]山西省地图集编纂委员会：《山西省自然地图集》，1984年，第46页。

[10]李慧培：《山西通志》卷9林业志(上)，上海：中华书局，1992年。

[11][49]中国科学院中国动物志编辑委员会：《中国动物志》，北京：科学出版社，2002年。

[12]白翰章等：《光绪靖边县志稿》卷4杂志，《中国方志丛书》，台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第318页。

[13]王文员等：《光绪汾阳县志》卷10事考，《中国地方志集成》，南京：凤凰出版社，2005年，第293a页。

[14]仇汝功等：《民国新修曲沃县志》卷30灾祥，《中国地方志集成》，南京：凤凰出版社，2005年，第687b页。

[15][27][36][38][40][53][57][58]张德二主编：《中国三千年气象记录总集》，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年，第3363-3366、3385、3366-3370、3386-3388、3362-3387、3396-3405、3363-3387、3383-3399页。

[16][25]赵邦楹等：《民国澄城县附志》卷11大事记，《中国方志丛书》，台北：成文出版社，1969年，第330页。

[17][26]曹子正等：《民国横山县志》卷2纪事志，《中国方志丛书》，台北：成文出版社，1969年，第188页。

[18][67][68]曲乃锐等：《民国解县志》卷13旧闻考，《中国方志丛书》，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年，第963页。

[19][28][54]张其昌等：《民国临汾县志》卷6杂记类，《中国方志丛书》，台北：成文出版社，1976年，第1101页。

[20]宋联奎等：《民国成宁长安两县续志》卷6祥异，《中国方志丛书》，台北：成文出版社，1969年，第322页。

[21][43][71]张崇善等：《民国华阴县续志》卷8杂事志·灾祥，《中国地方志集成》，南京：凤凰出版社，2005年，第635页。

[22]韩嘉会等：《民国新修阌乡县志》卷1通纪，《中国方志丛书》，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年，第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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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张洪海等：《内蒙古达赉湖自然保护区狼冬季的生境选择》，《生态学报》2010年第1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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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赵济等：《中国自然地理》(第二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84年，第2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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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59]中央气象局气象科学研究院：《中国近五百年旱涝分布图集》，北京：地图出版社，1981年，第209、210、211页。

[37]清问秀等：《光绪新修清水河厅志》卷17祥异，《中国地方志集成》，南京：凤凰出版社，2005年，第326、3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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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孙若泉：《狼与林中老鼠》，《内蒙古林业》1990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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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李丽：《老鼠传染疾病知多少》，《森林与人类》2001年第9期。

[60]王家坊等：《光绪榆社县志》卷10灾祥，《中国方志丛书》，台北：成文出版社，1976年，第6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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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武缵绪等：《光绪盂县志》卷5灾异，《中国地方志集成》，南京：凤凰出版社，2005年，第58b页。

[65]吴师祁等：《光绪榆次县续志》卷3纪事，《中国地方志集成》，南京：凤凰出版社，2005年。

 

作者介绍：

温震军，陕西师范大学旅游与环境学院博士生，忻州师范学院地理系讲师； 赵景波，陕西师范大学旅游与环境学院教授，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鄂尔多斯高原历史地理研究”(11&ZD097)、陕西师范大学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资助项目“二千年来陕西地区季风活动与气象灾害研究”(S2011YB01)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