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玉尚，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教授 （上海 200240）
原文出处：《社会科学》(沪)2010年第1期 第150-160页
内容提要：1820年霍乱传入江南之后，城市污染的市河遂成为一严重的疾病问题。清末民国年间，在大城市，大量土井和外来人口的存在，使得饮用和使用不洁水源的现象，仍然存在，故霍乱感染人数，仍然相当多。在中小城市，由于生活用水主要依赖江河和井水，也有比较高的感染率。但在某些水流速度较快、水质清洁的小市镇，其感染率则较低。
清代以来，江南城市的市河体系从整体上来说，向着河道变狭、流速减慢和污染加剧方向发展。当1820年致命的霍乱传入江南之后，因其流行与生活用水息息相关，遂成为当地最具威胁的一种传染病，市河的污染和饮用也随之成为一严重的问题。面对上述问题，土井和自流井的数量在清末以后上升迅速。虽然如此，由于开凿成本、外来人口和积习相沿等问题，部分民众日常生活之水仍有赖于江、河，这构成清末以来江南霍乱继续流行的环境基础。在以前的研究中，笔者曾探讨了开埠以后上海城区的水源与霍乱之关系①，本文继续探讨江南其他城市，包括杭州、南京、宁波、苏州、常州、吴兴、川沙和海宁8个城市，以期形成对整个江南的认识。
一、省城的水源与霍乱
1.杭州
正如罗福德（L.H.Lawford）在《杭州关十年报告（1912－1921）》中所提到的，“传染性的疫情在这地区比较罕有，但一经发生总是死亡率相当高的”②。1902年6－7月期间，杭州城内及周围地区霍乱流行，死者据报道有1万人③。1919年杭州又发生霍乱，据杭州急诊医院报告，8－9月连续治疗500余病人，有20人死亡。杭州警察局称在暴发期间杭州3个医院霍乱死亡清单已经超过1200人④。
和中国其他城市相比，杭州街道一般较宽，为中国最清洁城市之一，然而“排水系统不足，清洗街道不能完全达到卫生标准”。在1912－1921年间，“当今难办的是人们在河中洗衣服之类，因为现在这里的饮水来自河水。为了使人们能饮上清洁水，当局也煞费苦心地提供了不少计划，迄今还未见付诸实施”⑤。直到1929年，浙江省府议决在杭州设立自来水厂，经费系向市内房地业主征租三个月以作基金，分别于6月和12月分两次缴齐，预定全额100万元，到是年年底，得到半数。1930年各处重要水管均已敷竣，“民国20年秋，即可供给饮水矣”⑥。
1931年自来水厂的设立并不意味着杭州全城民众可享有现代文明的益处。直到1947年10月14日，杭州市卫生局在给杭州市自来水公司的一份公函中仍然提到杭州城市面临着严峻的饮水问题：
本市复员迄今，困于物力，自来水尚未普遍，市民沿用井水河水者甚多。查市内公私井久失疏浚，水质低劣，若不及时加以疏浚，影响大众健康。各区公井疏浚，前经以卫字第231号训令，饬由各该区公所转饬当地保甲长，依表列限期改善置盖，并调查私井具报各在案。⑦
由于自来水尚未普及，仍有相当数量市民饮用和使用河水及井水。在霍乱流行的年份里，卫生当局所做的工作是对自来水进行消毒，1947年10月14日杭州市卫生局在给杭州市自来水厂的另一份公函中提到了自来水的消毒问题：“查上海、嘉兴等地先后发现霍乱，本市截至目前，虽尚无霍乱发生，亦应预谋防备，由市卫生局加紧霍乱预防注射及注意环境卫生外，特拔发该厂漂白粉四千五百磅为本市自来水消毒之用，仰即派员迳赴市卫生局具领应用。”⑧ 由于资料缺乏，我们无法得知卫生当局是否对土井进行消毒。从实际面临的问题考虑，对于全部河流的消毒工作不可能进行，因而在当时的环境条件下，霍乱一旦侵入，根本无法防止其传播蔓延。1946年杭州市的霍乱流行提供了典型的案例。
1946年霍乱流行时，杭州市卫生局对于每日发生的霍乱患者或者疑似病例进行登记，登记内容包括患者或者疑似病例的性别、年龄、籍贯、愈死情况、发病前所食的可疑食物和职业等⑨。笔者将“1946年杭州市卫生局逐日发现霍乱汇计簿”中经实验室粪检确认为真性霍乱的病例抽出，抽取的样本数为592个。先对发病前食用可疑食物进行统计，如表1。
表1 1946年杭州霍乱患者发病前食用可疑食物
食物类别饭菜类瓜果类 生冷类 棒冰类 鱼肉类
患者 150 143 120 85 20
比例(％) 28.9627.61 23.17
16.41
3.86
发病前患者食用或者饮用的包括瓜果、生菜、生水、冷面和棒冰等物。一方面，苍蝇可在这些食物或者饮料上传播霍乱菌；另一方面，瓜果、生菜、生水、冷面可直接与带有霍乱弧菌的水源相接触。1925年上海城区发生霍乱，经伍连德和江上峰检查闸北自来水厂，发现苏州河之进口水与供给水，俱有霍乱菌，“则家中凡装该处自来水管者，均极易传染，因洗涤锰盆箸匙，皆用冷水，而不用沸水，宜乎传染之烈，以致治疗上发生无穷之累。内地用河水者，时时与病原菌相接触，滔滔之祸有涯矣”⑩。对于杭州市而言，此种经自来水传播霍乱的几率不大，霍乱患者所食用的瓜果、生菜、冷面很可能接触的是污染的河水或者井水，或者是直接饮用了这些水源。除了加强食品卫生，消灭苍蝇外，直到1946年，普及自来水仍然是卫生事业中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在有统计的518例患者中，有82人因直接喝生水、冷水而感染，加上食用与带有霍乱弧菌的水源相接触的食物，说明水源感染是最主要的感染方式。
有统计的398例病人中，死亡63人，痊愈335人，病死率15.83％。这个病死率虽然比罗格发明的生理盐水治疗的死亡率要高一些，但亦说明生理盐水治疗已得到比较普遍的应用。
从感染途径和病死率较高来看，患者应以下层苦力为主，汇计簿中还列有病人年龄分布和职业统计，兹据此制成表2、表3，如下所示。
表2 1946年杭州590例霍乱病人年龄分布
年龄段 0～9 10～1920～29 30～39 40～49 50～59 60～69 70～79
人数32 68
158 114 113 66 32 7
百分比 5.42 11.53 26.78 19.32
19.15
11.195.421.19
表3 1946年杭州558例霍乱患者职业统计
职业下层民众家务 商人 军人 教师学生农民 管理人员公务员医生 外地迁入
人数209 206
93
17
12 122
2 1 4
百分比 37.46
36.92 16.673.05 2.152.15 0.360.36 0.18 0.72
表2患者中以20～29岁年龄段人数最多，30～39、40～49两个年龄段次之。患者的年龄分布以成年人为主。在世界其他霍乱流行地区，霍乱患者亦有年龄选择特征，如在欧洲，成年人患者的数量最大，且许多患者都是雇佣劳动者和年轻孩子的父母。这从患者性别分布上也可以看出来，有记录的590例患者中，男性349人，占59.15％；女性患者241人，占40.85％。男性患者明显高于女性，这是因为男性外出劳动，饮用生水几率增大。
表3所有患者之中，下层民众所占的比重最大，为37.46％。从他们的生活环境和个人卫生考虑，正是这一群体提供了霍乱顽强生存的有利条件，也使这一群体成为霍乱攻击的对象。而现代化的公共卫生尚未惠及这一群体，政府的预防注射也未在这一群体中普遍进行。因此，这一社会上数量最大的群体是中国现代文明遗忘或者尚未有时间注意的对象，也是霍乱病得以在城市生存和不断形成、暴发、流行的渊薮。
从患者的籍贯来看，患者以杭州市区、杭州周边地区（特别是绍兴、萧山和诸暨）为多。虽然籍贯并不完全等同于流动人口的来源地，但从中仍然可以推测杭州在霍乱传播中的地位，即对周边地区的霍乱有一定的辐射力。
2.南京
虽然是首都，民国前期南京的卫生状况是比较糟糕的。一般民众饮水，主要使用的是河水和沟渠水(11)。另外，与霍乱有关的苍蝇数目极多，1934年的一份报告指出：“南京市粪坑厕所林立，绿蝇之多，殊为疫病传播一大原因。”(12) 这些不良卫生情况在1932年的霍乱大流行中展露无遗。
1932年霍乱在全国流行，南京也未幸免于难。为应付霍乱，南京成立了南京市预防霍乱联合办事处。联合办事处的工作之一是进行调查，即组织调查队，分头进行调查。具体的做法是，发现病人所在地，予以隔离，护送病人入医院医治，对病人住所进行消毒，并探求致病原因。这一年被送入医院的霍乱病人共计1558人，这一数字说明南京霍乱流行比较严重，同时也提供了对南京市霍乱流行进行流行病学分析的足够多的样本。兹引用联合办事处的报告，并稍作具体分析(13)。
患者性别和年龄分布。统计结果是男病人为女病人的1.66倍。南京市民男性为女性的1.54倍，因而男性患病率实际上并不比女性相差很多。1946年杭州男患者为女患者的1.44倍，比南京低，可能的原因是南京的男女性别比例更高一些。患者的性别分布说明家务者患霍乱者比例不少，这与1946年杭州的统计相似，其原因也应该相同，即女性接触有霍乱菌的水源机会亦较多。霍乱患者人数以20－29、30－39两个年龄段所占比重最大，“恐因壮年每日在外工作，传染机会较多之故”，这与杭州相同。
霍乱病人饮水来源。统计结果表明，饮土井水者占42.4％，河水占35.8％，江水占1.9％，自流井占1.1％，滨水占0.4％，塘水占0.9％，未详占17.5％。从中可见，1932年霍乱流行中以饮用土井和河水感染者最高，两者合计占78.2％，由于未详者占17.5％，所以这一比例实际上还要高。这也与杭州的情况相似。正是由于此，“本年霍乱流行主因，在于饮用污浊之井水及河水，本市早日完成自来水之供给，实属切要”。
霍乱病人职业和贫富情况。据统计，无业者占29.5％，自由业占26.6％，工人占12.8％，农业者占1.4％，交通业占0.2％，公务员占1.7％，家庭服务占3.6％，商人占2.4％，未详占21.8％。下层民众患病较多从贫富统计中亦可得到证明，“经济状况贫穷者占百分之六一·二；中等者占一七·五；富者占○·七；未详者占二○·六”。1932年南京霍乱“足见人民生活状况之不良，足以影响于传染病者甚大”。患者以下层民众居多，与杭州的统计相似。
二、府城的水源与霍乱
1.宁波
和杭州一样，宁波霍乱经常发生，当严重流行时，对于当地人口影响甚大。1820－1822年，据美魏茶（W.C.Milne）医生的调查，“在宁波城及宁波所属地区，应该有1万人死亡”(14)。在1882－1891年10年间，“每年都发生霍乱案情，人数或多或少都是致命的。而在1887年的疾病，发病比例惊人，单宁波府一地就夺去生命约2万人。对霍乱流行的恐惧常在”(15)。1919年秋天，霍乱再次暴发，夺去2000居民的生命(16)。并不是所有的年份都有发生，显示出此种传染病的外来性(17)。
20世纪20、30年代，宁波“埠内街衢，业经展宽，同时沟渠制度，亦加改良，惟其未经改建之处，仍属污秽不堪，有碍卫生”。至于饮水卫生，据民国年间的调查，“城内河渠污秽，饮用俱藉井水”(18)，而在1886年，伯格·戴利（C.C.De Burgh Daly）医生观察到宁波城粪便处理与当地人生活，他这样写道：“在运河中，当地人却在那里洗菜洗米。我曾经看到一个妇女在一个离粪船只有几英尺远的地方洗菜洗米。……每一项必要的预防霍乱传播的卫生措施在这里被完全忽略了。”(19) 这时供饮用的土井大多水质低劣。与华人居住区相比，江北地区的饮水卫生已达到相当程度，一份报告称：
江北地区江北（即租界）工程局董事会，自1898年成立以来，对于修筑码头、建筑街道、填塞废渫、开辟市场及其他江北卫生事宜，多所建树。嗣于1927年解散，所有一切事宜，交由宁波市府接办。该局曾于江北岸挖掘自流井多处，虽其饮料未全免除微菌，但较之本埠他处人民，仍赖旧井或江水以为饮料者，其清浊之美，不可以道里矣。(20)
江北地区为外国人居住的地方，由于注意环境卫生，因而和华人区形成鲜明对比。在这种环境卫生条件下，如杭州和南京一样，宁波华人区霍乱很容易经由感染的水源传染；另一方面，也会经由苍蝇传播，清末的一份报告指出：
另一方面每年夏天罕有不发生严重程度不一的霍乱，该疾病似乎流行在西瓜熟时，可能西瓜是传播病菌的因素，切开的西瓜当街无遮盖地出售，每片西瓜上布满苍蝇传染病菌源不言自明。(21)
居民因饮用受污染的河水、土井水源，以及苍蝇的传播，而遭受到霍乱。民国二十四年《鄞县志》对城厢的河流状况有如下记载：
城内河渠：一自西乡南塘入旧长春门，为南水关里河；一自西乡西塘河入旧望京门及西水关里河，分瀦日月二湖。而西水关里河东接县前河，不啻城内之横河，南水关里河北接平桥河，不啻城内之纵河，其他则支渠错出焉。自民国十六年后市政府填河筑路，二十三、二十四年城河委员会又踵而行之，城内遂多废渠。(22)
随着城市化建设加剧，城内“遂多废渠”，因此污浊不堪。江北岸的沃家巷，“俗称十八间头，此处旧有小河污浊不堪，民国二十二年间将此河填平，用东法凿成此井（因泽井）”。在这种情况下，土井和自流井的数量急剧上升。1930年鄞县政府卫生科对城厢地区的水井进行了调查，土井建立年代如表4所示
表4 1930年调查鄞县城厢土井建立年代
时期宋代明中叶 万历明清之交 清初康雍乾嘉 嘉道咸同
光绪 清季民国 旧置
数量1 1 1 23
1 34
20 32 82
118 12126
％0.26 0.26
0.26 0.52 0.78 0.26
7.69 4.527.24
18.5526.7027.38 5.88
光绪《鄞县志》对该县的土井有载，民国二十四年《鄞县志》继之。民国《鄞县志》是一部编纂非常出色的志书，1930年鄞县政府卫生科的调查和考据同样非常认真，如县治东方井，民国志记曰：“光绪志云有方井数处，并有石亭，今仅存一井。”又如县治东北，“此区内光绪志载有孟婆井，宝庆志作东北厢庙巷井，今不可迹，姑志之以俟查”。这个调查是可靠的。
从表4可以看出，乾嘉之后，井的数量逐渐增加，光绪、清季和民国年间所凿的水井最多，居民饮用和使用水源，逐渐从江水、河水转由井水，这说明江水和河水的水质越来越差。
虽然土井代替江水和河水，水源受污染的几率减少，但这并非意味着水井不会受到污染。1930年城厢土井井深情况如表5所示。
表5共有土井442口，平均井深4.26米。其中，以3～5米居多，占61.31％；4米（含4米）以下的占49.1％，可见土井井深并不算深，因此井水易受到污染。
1930年城厢土井中，有的受到了保护，如县治东陈家井，“日间关闭，傍晚开放”，拱星坊井，“旧置外有栅门，早晚开放”。又如县治西南梅井，“井口砌以细石”。但也有一些井并没有保护，如县治东北叶家井，“此井实系水池”，这种情况下容易受到污染。县治东南有雄黄井，“旧为嘉宾堂馆，外国入贡者常投雄黄以避毒，故名”，如果井水没有污染的话，就不必投雄黄了。
表5 1930年鄞县城厢土井井深和数量
井深 0.011.002.00
3.004.00
5.006.00
7.00
8.009.00
(米) ～0.99 ～1.99 ～2.99 ～3.99
～4.99 ～5.99 ～6.99 ～7.99 ～8.99 ～9.99
数量
1
16 42 149 122 33 60 4 1 14
％ 0.26 3.62
9.50
33.7127.60 7.47
13.57
0.900.26
3.17
在有统计的440口井中，私井380口，公井56口，救火用4口，私井占86.36％。公井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归某些姓公用，如县治西南八角井，“为马、闻、佘三姓公用”；另一种是为所有居民公用，如县治西南徐氏义井，“水清味淡，附近居民皆取汲，明大理卿徐时进凿，自为之记”，再如江北岸庙井，“近庙住户均于此汲取”。从私井所占的比例如此之高可推知，并非所有外来人口都能饮用到土井之水。
1930年的调查内容还包括土井的水质，大多数水井因矿物杂质较多，水质不佳。因此，“过去，宁波人习惯吃‘天落水’（雨水），家家户户都置备了天水缸”(23)。正是由于土井水质和卫生问题，民国年间，自流井大量开凿。郡庙前井为自流井，“其构造中有铁管，深入地中，井水即由此喷出，以供居户之用”。每口自流井所供应的居民户数是很多的，如江北岸自来第一井，“附近数百家饮料，皆取给于此”，市井，“足供五六百户汲取”。再如五区江北岸新马路旁关井，“足给居民六百余户汲取”。1930年调查城厢共有66口自流井，平均井深83.23米，水质较好。在有记录的64口井中，公井51口，私井只有13口。以每口自流井供应600户计算，64口井可以供应38400户，据1931年鄞县清乡局调查，城厢六区共有47645户(24)，自流井能够供应的户数占总户数的80.6％，仍有约20％的住户没有使用自流井水。上述计算是将私人所有的自流井亦计算在内，且并不是所有可以使用自流井的住户都使用自流井水，加上流动人口，因此没有使用自流井的实际户数应远远高于20％。
虽然土井和自流井较前普及，但因为饮用和使用水源问题没有得到根本改变，民国年间霍乱仍时有发生，吴元章的回忆如下：
旧社会的劳动苦力，……常喝生水解渴；城乡居民没有自来水，则多在河里淘米、洗菜、刷餐具，而沿河两岸，露天粪缸和简陋厕所林立，带霍乱病菌的粪便易被雨水冲入河中，致使河流大面积污染，加上苍蝇四处飞扑，病菌愈传愈广，所以，“水”和“蝇”便成了传播霍乱病菌的重要媒介。旧时宁波每届热天，几乎每年都有霍乱病患者，尤以1946年夏季最烈。……我们宁波属重病区之一，仅老市区就有4千多从受到感染……这年霍乱发病率高达2.7％，且半数为之丧命。(25)
虽然清末以来饮用水源得到很大的改进，但居民与河流有关的生活习惯仍然存在，同时部分常住人口和流动人口“仍赖旧井或江水以为饮料”，因此和杭州一样，1946年出现了霍乱大流行。
2.苏州
1949年之前，苏州“城区居民除部分饮用河水外，大部分饮用浅井水。大多数人家均有水井，大户之家，有井二三口。一般都是浅井，建筑简陋，易被污染”，而郊区民众“自古以来一直饮用河水”(26)。1918年的一份报告指出苏州仍然面临着严峻的饮水卫生问题：
夏秋之交苦旱，深秋阴雨连绵。自十一月起，雨多晴少，阴霾之气涨漫天空，吾人处此，兴味顿觉消乏。然此等天气，亦足以消散飞尘，冲尽城内沟渠污秽，祛除疾病。苏垣河道纵横，有若棋盘，水之平面颇高，城内居民无须出巨价购买可饮之水，如上年之困难。查城内各沟渠中之秽物，均流入河内，且有时一交冬令，河道低浅，水即滞不流动，何以居民汲用此等河水竟能免染凶险之霍乱及热症等？是诚大奇而不可解者。近今世界文化益进，苏人士理应开明，洞知自来水之益，按照新法建造自来水塔，使于公共卫生上有裨，因附郭湖泽甚多，不难吸收多而且洁之水，以供饮料。(27)
这种情况“促使苏州对建设自来水厂比以往更见迫切”(28)，但自来水并未因此而普及，1926年和1943年的霍乱流行都与生活用水不洁有关。
1926年苏垣的霍乱，流行原因除了天气持续炎热和贫苦民众不注意饮食外，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饮用水源。据调查，最初发病的人，多数均住在驸马府堂前及师古桥一带，而该处河水不洁。其实不仅仅该处河道河水不洁，清洁会报告说：“苏州各区河道旱干浅塞，孑孓孽生频繁，南区尤甚。至死畜日必捞取数十头，水旱秽物凡两船……时疫流行，死亡相继，大多以城内河道污浊、饮料不洁之故。”(29)
1943年，苏州再次爆发霍乱，据调查，这次霍乱发生的原因亦主要是水源问题：
苏州地区虎列拉均由他处传入，其来源为海南线之上海及浙江地区（南洋香港等处经由浙江）传入。在潜伏期内，尚无病象发现之时，因交通机关之便利，数小时即可由上海或浙江趁舟军而达苏垣。一旦发作，则逐渐蔓延，或竟突然剧烈流行。正在炎热天气，人民均喜藉瓜果及冷饮品以解暑渴。此类食品，消毒即难周密而苍蝇尤喜停集，实为助长虎列拉流行之一诱因。考之隔离医院所收容之虎列拉患者十分之八九病前多由贪食棒冰、冰淇淋、西瓜、生水（未曾煮沸之河井水）、生藕等而致传染，再则苏垣下水道之不良以及河边井旁任意洗涤便器秽物，以致饮用水源最易受其污染，尤足促成虎列拉之流行。(30)
3.常州
民国年间，常州居民饮用水源以市河为主，到20世纪50年代初，自来水普及率仅为9.8％(31)。1914年，沈保宜、曾省三在《致市公所函》中提到武进“城河日久淤垫给”，修濬市河影响到了居民的饮用水源：
国税厅长张君寿龄以本城前后两河暨南北支河同时开溶，工竣需时，当兹冬尽春初，居民既难于汲饮，设遇火警，尤属束手无策，函致河工事务所，请在省款内拨银一千五百元，交杨君文照具领，即于城内外开挖砖井数十口，以应急需。(32)
常州举办公众卫生，“发轫于民国十二年（1923）之夏”，这一年常州卫生会进行扑灭蚊种、药杀蝇蛆、收毁老蝇等诸多环境卫生工作，这一卫生活动使常州免于1926年的霍乱大规模袭击之苦，常州福音医院院长王完白指出：
去夏沿沪宁、沪杭二路，各埠时疫盛赞，死亡之众，为多年所未有。本邑虽亦不免波及，然据调查，本邑疫势，远不及他埠之盛。某西商时适旅行各埠，至常州后语人云：所至之地，见染疫而死者，触目皆是，景象甚惨，乃一达常州，情形绝不相同，初颇惊异。继察全市街巷无堆积之垃圾，河道无浮飘之秽物，知此间颇能注重公众卫生，无怪有些成效云。(33)
虽然1926年“河道无浮飘之秽物”，但汲饮和使用市河水易引发霍乱的暴发乃至流行，这在1929年的霍乱流行中展现无遗。1929年，常州新医界发起调查霍乱流行的状况，其中调查武进医院霍乱病例26例、常州医院20例、颂远医院9例、福音医院31例、元谟医院7例，以上共计84例。调查内容包括姓氏、性别、年龄、住址、日期和结果等，兹根据这一调查结果进行分析(34)。
各医院经治真性霍乱的数目，共有84例，其中死亡21例，病死率为25％。考虑到凡入医院救治者，“多半属病程较久、势甚危重之病人，其初病及来势较轻者，多赴旧医处治之”，因而病死率并不是特别高。考虑到入西医医院治疗的患者并不多，故是年常州霍乱感染者远远超过84人。
患者在年龄分布上以壮年最多，这与壮年务工有关。相应的，在患者职业和贫富上，据福音医院的调查，绅富人家，超过50％。一般来说，“言者恒指霍乱时疫，为下流社会之流行病”，然而“岂知上流人物亦难幸免”。进入福音医院的病人多系富人，此正如王完白所分析的，并非富人是易感人群，而是因为其“数目之多，或因医院性质不同”。
患者发生地点颇值得注意，1929年调查了84例患者的住址，患者“多沿城内之河，如青果巷西瀛里、东西下塘等处，染疫之数最多，其地亦即沿河之两岸也”。其发生原因在于，“查霍乱病菌之传播，除藉由飞蝇为媒介外，多由于不洁之水，似城河之污水，其危险更甚于浅浊之井水，如洗涤之秽质，及抛弃之废物，河中必多于井中也”。与南京比较，此点颇值得注意，城市越小，越依赖河水，故而河水感染者较土井感染者为多。在所调查的患者中，绅富占50％以上，可见即使是上层人家，亦依赖河水。
三、霍乱预防与水源控制
苏州作为当时的工商业中心，由于人口众多，大量垃圾投入河中，加之房屋侵逼河道，使得城区水流不畅或者河道淤塞，水污染问题严重，水源性疾病因此增多。到了清末，清洁水的供应就被提上议事日程，《苏州关十年报告（1902－1911年）》指出：
不过，还有许多改进的工作要做。大众需要呼声最高的是清洁水的供给。城的东南与东面有湖，有良好的水源，可用来提供卫生的洁水，以代换目前本城的用的取自运河与浅井（实际上是污水池）的混浊水。当这样的计划在考虑之中时，自流井的开掘是值得思考的。在东吴大学堂地，1906年日本工作开掘了一口333尺深的自流井，工作进行毫无困难，能提供充足水源，以供该大学及二家医院使用。在日本租界，也拟掘这样的井，但显然未成功。(35)
除了开凿自流井外，对粪便污染河水进行管理成为清末卫生事宜的重要内容之一。光绪三十四年（1908）二月，一份名为《肥壅业商人禀呈》的公函提到了粪便管理中的问题：
窃奉长洲县谕开：案奉巡警局札前粪桶上一律加用木盖，挑粪之夫随倒随盖，限九点钟止，饬即遵照，等因。奉此。……逐日赶早上街，未敢有逾时限。无奈大家居民往往内屋六七进不等，其时深藏内房，尚未起身，无可取倒。一经因时限局促，不能倾倒，甚有自弃河中，更致污秽河水，有碍卫生。或被托名挑取沟水乡人，不定时刻私向人家偷倒，则微业大受影响。应请宽限时刻，以期卫生，与微业两无窒碍。商等现拟分发知单，通知居民各户，各自从早将桶提出房外，聚在一处，俾可雇夫分投赶倒，以免守候延误。(36)
苏州市民在河流之中冲洗马桶的习惯依旧难以改观，这成为河流污染的主要渠道之一。
吴兴是湖州府治所，居民也饮用河水，1945－1949年的卫生警察审讯档案显示政府对于夏季生活用水问题的重视。1947年，吴兴县警察审讯了挑粪夫陈阿根，警察问陈阿根：“你是不是用了粪用粪桶挑水的？”陈阿根回答：“是的。”另一挑粪夫王阿二也受到审讯，警察问：“你今天粪桶在什么地方洗的？”王阿二回答说：“在河里洗的。”对于违反规定时间的挑粪行为，也予以管理，如1947年，卫生警察审讯了潘金林等四人，警察问：“为什么不依规定时间挑便粪，什么时候挑粪？”他们回答说：“下午四时许。”警察又问：“你不知道挑粪的时间吗？”回答：“是的。”(37)
可能是由于宣传深入之故，这一时期民众对于饮水卫生甚为注意，1947年2月22日，吴兴爱山镇第十保居民向县警察局请求取缔停泊在苕梁桥南堍的粪船暨垃圾船，他们的理由是：
窃查该南堍河埠为附近居民洗食冲衢，数达千余。值此天痘流行之疫，关于饮料尤须清洁，查该项有碍卫生之船只，历来有案指定停泊僻处，……免碍民饮料之患，攸关公共卫生，为特备文呈请局迅将是项有碍公共卫生船只即于取缔，以维民生。(38)
天花流行与饮水卫生并无关系。无论爱山镇居民出于何种目的要求警局取缔粪船暨垃圾船只，他们已经懂得用有碍公共卫生来请求警察将其取缔。
川沙在光绪初年，“城厢内外街道，旧有打扫夫一名，专司扫除之役，其薪工，即由本城地保每月收取房捐，每间钱三十文以充之”。到了宣统二年，“城自治公所成立，遵章接管，议决添雇夫役二名，逐日分段打扫，并划定街旁厕所，凡不应设者，均令拆去，交由董事会执行。是年夏季起，雇役挑去垃圾，按段设置木桶，分别地方冲繁与否，或逐日或间日一挑，以重卫生，定有章程三条在案”。1914年3月自治停办，“始归警察所，派警押令羁犯打扫，充作苦工，藉省经费。厥后仍由公安局雇用夫役，负责清道。其间曾设卫生警察一名，每日上午十时，巡视全城，摇铃报告，室外阶上，所设摊物，一律收进，一时颇呈整洁之象，惜实行不久即废止”(39)。《川沙县志》评论道：“自清季地方自治章程列有卫生一项，于是地方卫生事业，始为一般人所重视。本邑举办卫生，若医药、清道、掩埋等，均年有进步，独于禁止鸦片一事，尚待未来之努力。”(40) 卫生事业以清道、医药、掩埋和禁烟为重点，开始时间亦早，但对于水源控制则未注意，可能的原因是县城水流较速，水源污染较轻。
海宁州的治所在硖石镇，其情况与川沙有些不同。1963年以前，镇内居民一直饮用河水和井水。每当干旱季节河水断流之时，需从几里外的塘河中担水饮用。平时污水和废水则排入市河当中，污染市河，因此肠道传染病发病率高(41)。与吴兴一样，海宁市档案馆保留了大量1946－1947年公共卫生的审讯笔录，通过这些史料，可以窥见当时政府对镇内公共卫生的态度与措施。
1946年6月14日，警察对住在硖石镇九曲巷41号的池洪发进行了审讯，审讯笔录如下：“问：你今天怎么可以将粪桶倒在河里去呢？答：只有一只在河里洗过。问：河里的水人家都要吃的，你怎么可以洗呢？答：以后晓得了。问：你以前粪桶都放在河里洗的吗？答：茅桥□是第一次洗的。问：你以后不能洗的呢。答：晓得了。”(42) 池洪发受到审讯并不是个例外，同年六月，硖石镇河上巡查处警长郭宏全报告：“今晨奉命巡查河道，查获冲倒粪水入河者计有：（一）迪秀桥边杨中通、（二）横港桥畔沈宝珍、（三）南大桥30号沈金寿之妻、（四）徐关青、（五）朱子三、（六）尚秀文等六名前来报告。查冲倒粪水入河妨害公共卫生，已将一并带局，仰祈签核讯解。杨中通等六名冲倒粪水入河，有碍河水清洁，攸关公共卫生，业已传讯，供认不讳”，警察局并对他们进行了处罚(43)。
垃圾倒入河中也在禁止之列。有鉴于各市镇街道垃圾堆积、河巷淤塞，饮水污秽不堪，亟须改善，县警察局订立垃圾倒入市河惩罚办法，1947年10月13日的《海宁民报》刊登了这一规定(44)。警察局在实际中也是执行这一规定的，这从卫生警察的报告中可得到证明：“本日上午六时，窃警等奉令出发，整理市容，督视清洁，行至北小街周家桥附近，瞥见女子将垃圾往周家桥上走去，警等即向前劝其倒入桥堍垃圾桶内，该女子不听劝道（导），反将垃圾倒入河中。警等诘问该女家中，知在该处设有金华刷染店。警等因知是辈，不与计较。此为妨害公共卫生，且而□□河□，恳请钧座将该店主人传讯究办，以儆不法，实为公便。”(45) 不仅对于冲倒粪水、倒垃圾入河者进行管理与处罚，随地小便者也在管理之列。1946年7月2日，值日警长蒋宏禧在一份公函上提到：
王培良在该处随地小便，窃以有违警章，况今夏令期间，对卫生方面，更为注意，若不严重取缔，将来必引起传染等病，为害非浅。窃为确保本镇安全及卫生起见，所以将该妨害卫生犯王培良壹名带局，为此理合，备之呈报。(46)
1947年11月7日，《海宁民报》称：“县警察局近日来对硖石环境卫生，殊为注意。昨日并通知严禁大街小巷随地便溺及倾倒垃圾，而连日查获随地小便者甚多，均处以罚金。闻警局于出示后，如有再犯，将处以一日以上七日以下拘留，决不宽贷云。”可见，警察局之所以重视环境卫生，是因为夏令时节，霍乱等肠道传染病易于发生，所以需要特别注意水源。
1946年7月1日的《海宁民报》刊登这样一条消息：“（本报讯）本镇（硖石）上车街五四号有孟同治者，于昨日下午一时由杭州归来……至今晨送卫生院救治、经医师诊断结果，系患真性霍乱。”县卫生院发现后，“立急予以隔离救治，并严密消毒，以免传染”。这例霍乱病例的发现引起了市民的注意，7月4日的《海宁民报》刊登了一篇《再谈疫疠》的评论，评论者对政府提出了批评和建议：“日前本炮手提出‘当心疫病’的口号后，不料可怕的‘真性霍乱’立刻闯入了本县，不信吗？请翻阅本报，硖石、长安、盐官等地，已先后发现了！据载卫生院已有免费防疫注射，然而要全县民众都自动跑到卫生院来注射，事实上，恐怕是不见得！我们希望当局能严密注意环境卫生之外，再来一次大规模的‘防疫宣传’，同时往各乡镇施行强迫防疫注射，使疫菌无法蔓延，‘亡羊补牢’未始晚也。”7月18日的《海宁民报》刊登了一条名为《县防疫委员会昨召开筹备会》的消息，内云：“（本镇讯）……并将即日召开第一次委员会，以便积极发动筹募经费及强制防疫注射云。”可见，对患者及时治疗、有效隔离、普遍预防注射以及严格管理水源，成为霍乱传播得以控制的关键。
四、结论
清代以来，江南大型城市如上海、南京、杭州和苏州等地，由于人口稠密，市河污染严重，土井越来越普遍，清末以后，普及尤其迅速。由于土井深度不够，易遭受污染，故清末以来自流井逐渐增多，但其数量并没有惠及所有民众。对于府城和县城来说，居民生活用水，民国年间仍然以河流为主。这种水系和使用惯习构成霍乱成为流行病的环境基础。
清末民国年间，无论是大城市，还是中小城市，对待霍乱，都以治疗、隔离患者和注射预防为主。在水源控制上，大城市和中小城市采取的方式并不一致。大城市的管理者和地方士绅，一方面在夏令时节强化包括饮水卫生在内的环境卫生；另一方面通过建立自来水系统，为居民提供专用的水源。在中小城市，管理者也并没有试图改善糟糕的自然水系，从根本上消除霍乱，而是在特定时节强化水源的保护和环境卫生的整饬。
江南城市从整体上来说，市河越来越淤塞，流速越来越缓慢，污染越来越严重，所以越来越不为居民所依赖。清末民国年间，在大城市，大量土井和外来人口的存在，使得饮用和使用不洁水源的现象，仍然存在，故霍乱感染人数，仍然相当多。在中小城市，由于饮用和使用江河和井水的缘故，也有比较高的感染率。但在某些水流速度较快、水质清洁的市镇，其感染率是较低的。
注释：
① 李玉尚：《上海城区霍乱病史研究——以“地方病”和“外来病”的认识为中心》，载曹树基主编《田祖有神——明清以来的自然灾害及其社会应对机制》，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61－392页。
② 《杭州关十年报告（1912－1921）》，中华人民共和国杭州海关译编《近代浙江通商口岸经济社会概况——浙海关、瓯海关、杭州关贸易报告集成》，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705－706页。
③ 《杭州关十年报告（1902－1911）》，中华人民共和国杭州海关译编《近代浙江通商口岸经济社会概况——浙海关、瓯海关、杭州关贸易报告集成》，第685－686页。
④ “Cholera in Hangchow”,the China Medical Journal,1919,pp.615-616.
⑤ 《杭州关十年报告（1912－1921）》，《近代浙江通商口岸经济社会概况——浙海关、瓯海关、杭州关贸易报告集成》，第705－706页。
⑥ 《杭州关十年报告（1922－1931）》，《近代浙江通商口岸经济社会概况——浙海关、瓯海关、杭州关贸易报告集成》，第717－718页。
⑦ 旧8－1－3，杭州市档案馆藏。
⑧ 旧8－1－3，杭卅市档案馆藏。
⑨ 旧8－2－71，杭州市档案馆藏。
⑩ 俞凤宾：《霍乱治疗要旨》，《中华医学杂志》第12卷第2期，1936年。
(11) P.Z.King and Y.Y.Ying,“Health Survey of Nanking”,the China Medical Journal,1929,pp.1128-1141.
(12) 王祖祥：《南京市卫生事务所工作概况》，《中华医学杂志》第20卷第1期。
(13) 南京情况据《首都防治霍乱之经过》，《中华医学杂志》第18卷第6期，1932年。
(14) “Notices of the Asiatic Cholera in China.Communicated by Rev.W.C.Milne.Ningpo,June,1843”,Chinese Repository,1843,pp.485-489.
(15)(16) 《浙海关十年报告（1882－1891年）》，《近代浙江通商口岸经济社会概况——浙海关、瓯海关、杭州关贸易报告集成》，第28、79页。
(17) “Medical Reports of Chinese Customs Service-Public Health of Ningpo,1918-1919”,the China Medical Journal,1919,pp.390-391.
(18) 民国《鄞县志·舆地志》，成文出版社1974年影印本，第115页。
(19) C.C.De Burgh Daly,“Report on the Health of Ningpo for the Year ended 30th September 1886”,the China Customs Medical Reports,No.32,1886,p.69.
(20) 《浙海关十年报告（1922－1931年）》，《近代浙江通商口岸经济社会概况——浙海关、瓯海关、杭州关贸易报告集成》，第89－90页。
(21) 《浙海关十年报告（1902－1911年）》，《近代浙江通商口岸经济社会概况——浙海关、瓯海关、杭州关贸易报告集成》，第70页。
(22) 民国《鄞县志·舆地志·城厢河渠》，成文出版社1974年影印本，第173－174页。
(23) 吴元章：《宁波疾病史话片断》，《宁波文史资料》第15辑，1994年，第176页。
(24) 民国《鄞县志·舆地志·户口》，成文出版社1974年影印本，第591页。
(25) 吴元章：《宁波疾病史话片断》，《宁波文史资料》第15辑，1994年，第175页。
(26) 苏州市志编纂委员会：《苏州市志》，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77页。
(27) 《中华民国七年（1918年）苏州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苏州洋关史料》，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60－261页。
(28) 《苏州关十年报告（1912－1921年）》，《苏州洋关史料》，第120页。
(29) 陈实：《一九二六年吴门大疫记略》，《苏州文史资料》第11辑，1983年，第176页。
(30) 林苏民：《苏州之虎列拉》，《现代医学》1943年第5卷第5期，第145－147页。
(31) 吴振祥：《常州概览》，中国城市出版社1996年版，第15页。
(32) 沈保宜、曾省三：《武进市区濬河录》，1914年，第1、3页。
(33) 王完白：《常州卫生会纪要》，《中华医学杂志》第13卷第4期，1927年。
(34) 武进情况据王完白《武进霍乱流行之统计》（《中华医学杂志》第16卷第2、3期，1930年）。
(35) 《苏州关十年报告（1902－1911年）》，《苏州洋关史料》，第105页。
(36) 章开沅主编：《苏州商会档案丛编》第一辑（1905－1911），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691－692页。
(37) 310－3－62，湖州市档案馆藏。
(38) 310－1－6，湖州市档案馆藏。
(39) 民国二十五年《川沙县志》卷10《卫生志·清道》，成文出版社1974年影印本，第820页。
(40) 民国二十五年《川沙县志》卷10《卫生志·概述》，第819页。
(41) 硖石镇志编纂委员会《硖石镇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58页。
(42) M2－2－98，海宁市档案馆藏。
(43) M2－2－98，海宁市档案馆藏。
(44) 《海宁民报》，1947年10月13日。
(45) M2－2－98，海宁市档案馆藏。
(46) M2－2－98，海宁市档案馆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