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余新忠，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暨历史学院教授
原文出处：《历史研究》(京)2013年第6期 第71-85页
内容提要：清代城市水环境污染的记载，主要集中于浚河文献、近代报刊和外人记录等资料中。一类反映中国城市水质的污染问题，清代业已存在，至晚清已颇为严重。不仅大的江河水质浑浊，城市水环境亦难如人意，特别是19世纪以降，污染日渐严重，就是一些中小城镇，水质污染问题也开始浮现。另一类则反映清代城市水环境就是到了晚清，仍相当不错，特别是跟现代相比，似乎说不上污染。这就要求不能仅就记载的字面含义来理解史料，而要将那些记载置于具体的时空和语境中来认识，唯有如此，才可能比较全面并尽可能“真实”地呈现清代城市水环境的状貌。
水对人类社会的重要性，无论在现实中还是历史上，都毋庸赘言。以往对水的研究中，往往集中于水利和交通等问题，较少直接探究水资源本身。即使偶有论及水资源和水环境，其关注点也大多聚焦于水量，而非水质。①近年来，随着水利社会史研究的日渐兴起，研究者的兴趣已经日渐从航运、灌溉、水害防治等延展到与水利相关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以及环境等问题，比如水对地域社会性格的型塑，水利组织、水利纠纷与地方社会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控制，水利与社会生活和习俗，从水资源看环境变动与社会变迁等等。②这无疑更加深入和全面地揭示了水与人类社会极其密切而复杂的关系，但仍是将水作为研究的切入点而非正面考察的对象，对中国历史上的水环境特别是水质问题依然缺乏考察。
相对于一般的水利建设，日常生活中的用水卫生和利用方式的改变，可能更能展现现代性的形成，故而在西方，有关用水特别是城市用水问题，早已有了《水的征服》等一系列专门而精深的论著。③在中国史研究中，也出现了若干从环境卫生史、城市史角度出发对城市用水问题的探讨。不过这些研究的着眼点基本在城市传统与现代用水系统(主要是自来水)方面，关注的重点是城市水源、用水方式、用水组织及其背后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因素，对城市的水质仍缺乏全面而专门的论述。④本文拟从清代城市水环境切入，以河渠水质为主要关注对象，对此作一探究。
以往的论著，不仅无法让我们对历史上的城市河渠水质状况有一个完整、系统的认识，而且相互之间还存在不少抵牾之处。其中比较多的出现在现代编纂的地方志和专业志中，它们较少追溯到古代，或偶尔会列举一两条古代有关水污染的记载，然后直接跳到现代或当代，认为水环境的真正污染是民国或1950年代以后。现有不多的环境卫生史的研究中，也有一些关涉到水质问题，这些研究往往表明，城市水质污染的问题由来已久，到清代似乎已经颇为严重。如，梁庚尧认为，至迟南宋年间，临安等城市中河湖之水就已存在较为严重的污染。⑤笔者则曾指出，清代尤其是嘉道以降的江南，这样的问题更见严重。⑥而梁志平根据《申报》等文献的记载，认为至1870年代，上海县城内外的河道水质已经不堪饮用，只不过这种情况仅限于上海地区，周边的苏松等地的水环境污染仍是民国以降之事。⑦牟振宇则依据档案等文献，认为开埠初期，上海周边水环境已相当恶劣。⑧此外，冯贤亮还依据外国人来华游记，呈现了清代主要是晚清太湖流域水环境的不良，指出不仅在苏杭等城市，就是乡镇的河道也往往“饮汲苦污”。⑨
按照今日常规的理解，在工业化之前，水环境应该相对较好。而以上研究似乎都表明城市河流的水质污染由来已久，甚至在清代还相当严重。那么是否那些认为真正的污染出现于20世纪中后期以后的说法全都是因为缺乏对历史的了解？如果我们相信真正污染乃20世纪中后期以后之事，那么又该如何来理解历史文献中诸多相关记载？又该如何看待现有研究呈现的水质污染问题？若我们完全相信这些记载和相关研究，认为水污染早就存在，那么清代城市水域的水质究竟污染到了何种程度？当时城市的水质总体状况究竟如何？相关研究虽已从各自的角度、从某一方面呈现了部分历史的“真实”，但要回答以上问题，显然还需要我们在充分了解史料性质、语境的基础上，通过全面掌握资料来作出综合的分析判断。
在传统时期，由于缺乏专门人员和组织机构负责环境卫生问题，有关的城市水环境的记载不仅少，而且十分零散。不过水乃日常生活不可或缺之物，身边的水环境也需时时面对，故人们往往会在不经意间留下有关城市水环境的信息。19世纪以来，随着中外交流的增多和日渐深入，外来者的视角和西方的环境卫生观念作为一种参照物的登场，让更多有关中国水环境的记录进入报刊、游记等历史文献之中。大致说来，历史文献中有关城市水环境的史料大体可分为传统史料中的记载、近代的报刊，及外国人的游记、生活记录和回忆录三类。
能反映当时城市水环境的资料肯定不止这些，本文虽然主要通过以上三类资料的排比、综合和解读分析，来呈现清代中后期的水环境状貌，但若有可能，也会尽量采用其他类别的资料。
一、史料呈现的两种图景
目前，很多史学研究论著存在这样的问题，即将某一主题的记载从浩瀚的史籍中汇集起来，并从具体的语境中抽离，以史料字面含义来呈现历史。如果按照这样的做法，将以上那几类不同性质的史料汇集起来，并仅依据其字面含义解读，将是怎样的清代城市水环境图景呢？
首先，流经城市的大江大河往往十分浑浊。黄河的浑浊人所共知，历史上“黄河清”早已成了特异的自然现象，黄河水的含沙量至迟在明代已经相当可观。⑩宋以后，长江的水浊记录也时常可以见到，范成大在游记中多次谈到江水的浑浊，“汉水自北岸出，清碧可鉴，合大江浊流，始不相入，行里许，则为江水所胜，浑而一色”。(11)到清代，不仅长江，就是汉江等支流，也已成为浊河。魏源曾指出：“谓秦蜀老林棚民垦山，泥沙随雨尽下，故汉之石水斗泥，几同浊河。”(12)这种景象在外国人的游记中也多有反映。20世纪初，一位美国人的长江游记中写道：“这条滔滔巨河从光绪皇帝的帝国心脏带来大量黄土，使黄海50英里的范围都因此而染上黄色。”(13)稍后，日本人中野孤山在1906年途经宜昌的游记中写道：“江水浑浊不堪，尤其是江岸附近，常有粪水流入。当地人毫无顾忌地在这些污水横流的地方取水。”(14)而民国初年，德富苏峰的游记则对这两大河流的颜色作了比较，称：“黄河水和长江水都是一样浑浊的，但长江水像黄酱汤，而黄河水就像番茄汁一样。”(15)
不仅是长江、黄河，其他一些比较大的河流，无论东西南北，河水也颇为浑浊。比如长江流域，无论是中上游的锦江、赣江，还是下游的黄浦江，都是如此。关于锦江，20世纪初期访蜀的山川早水在其游记中写道：
锦江原为洗锦之水，故以锦命名。这条江现在还在，虽然江水浑浊，但古时可能是很清澈的。如果自古以来就是浑浊的，岂能洗锦。(16)
中野孤山亦称：“蜀都八十万人口，每天饮用的都是浑浊的锦江水。”(17)德富苏峰谈到赣江，“江西省的大动脉，船运业很发达。赣水也是浊流滚滚，只不过没有长江水那么混。”(18)19世纪中期来到上海的几位日本人在游记中均提到黄浦江“江水混浊”。(19)又如黄河流域的灞河，乾隆二十七年(1762)典试四川的积善在日记中写道：“灞水分流为四支，浊浪如黄河。”(20)再如海河流域的白河，斯当东在日记中称“河水混浊几乎无法饮用”。(21)一个多世纪后，一位法国人写道：“我们现在在大河上继续前进，黄泥翻滚的河水恶臭熏天，河面上漂着各式各样的垃圾、肚皮胀水的骨架、人和牲畜的尸骸。”(22)
至少到晚清时，那些大江大河已颇为浑浊，而城市居民又以河水作为饮用水，这一点似乎让来华的外国人印象颇深。正因如此，当时的中国人也找到了澄清水源的办法——明矾。这一点在斯当东的日记中就已谈到，(23)另一部首刊于1911年描写中国人的英文著作也记载：
城市中没有公共用水，在那些位于河边的城市中，未经处理的河水便是居民的公共用水。每天专门负责挑水的人把河水分送到家家户户，从桶内泼出的水整日把通往河边的石阶打得湿漉漉的。当挑来的河水过于浑浊不能饮用时，人们一般用装有明矾块并带有小孔的竹筒在水中搅拌几下，使水慢慢澄清。(24)
当然，在北京等北方城市，居民更多使用的是井水。(25)这类使用河水的描述，从侧面说明了当时途经城市的河流水质的浑浊。
其次，城内河道秽水横流，气味不佳。除了大江大河外，一般都还会有城内其他中小河流，南方的城市更是河网密布。在上面所说的几类文献中，时可看到一些水质污浊的记录。
康熙年间，浙江巡抚曾大举疏浚淤塞多年的城市河道，当时的文献就对城内河道的污秽有所描述，“久之，故道尽失，塞为街衢，占为庐舍，断沟腐水，曾不容刀，浊垢烦蒸，无所宣泄……(昔)浊滓弗渫，疾病侵寻，今洁而甘”。(26)又如雍正年间担任成都知府的项诚，亦在浚河文献中载有类似的信息，“成都金水河一道，向日原通舟楫，日久渐至淤塞……旧河既塞，城中地泉咸苦，每至春夏，沉郁秽浊之气，不能畅达，易染疾病”。(27)细读这类文献，可以发现，和前面举出的宋代文献一样，其描述的侧重点在疏浚河道有利于宣泄城市的污秽，河道淤塞则污秽郁积，导致疾病，对城市河道水质秽恶的描述比较间接。再如嘉庆初年，江苏巡抚费淳在苏州的浚河记中称：“顾其地当都会……烟火稠密，秽滞陈因，支流易壅。”(28)乾隆晚期，宁波的浚河文献也有类似的记录：
今其上流经河通塞不等，以致喉道日久淤废，水自西南两水门入者，仍由西南两水门而出，不特城内停蓄污垢，居民汲引，多生疫疠。(29)
此外，一些比较直接描述城市河道水质秽浊的记载，如查慎行在诗歌中写道：“京师饮汲井，城淢但流恶。”(30)比较典型的是乾隆二年“苏州府永禁虎丘开设染坊污染河道碑”中反映出的信息，这块碑现在已经有些漫漶不清，不过主旨仍可辨识，碑中谈到，从染坊流出的污水造成禾苗受损，花园胜景遭到破坏，饮水更成问题。由于这种污水有害肠胃，市民深受其害。许多傍山的茶棚也因水质而使茶无法饮啜。更有甚者，名山景观也随之黯然失色，昔日清流变成了“青红黑紫”、散发恶臭的污水沟。(31)乾隆末年出版的《扬州画舫录》中也载有直接描述扬州城河污浊的内容：
城河即市河，南出龙头关，有坝蓄水，与官河隔，谓之针桥……龙头关河道，半为两岸匽潴。滮池所集，浑浊污秽，五色备具，居人恒苦之。(32)
嘉道时期的包世臣则就南京的情况指出：
夏秋潮通内河，而夹河多妓馆，净桶上泼，居民即于下流汲用，是城中居民，自少至老，肠胃皆渐渍污秽而成，志趣卑下，实有自来。(33)
19世纪中期以降，此类记载大增，特别是在新出现的第二类资料和数量剧增的第三类资料中，相关论述相当丰富，而且也比较多地集中在上海等近代通商口岸城市。就笔者掌握的资料来看，有关上海的论述最丰，且水质问题相当严重。如王韬在19世纪中期的笔记中言：
城中河渠甚狭，舟楫不通。秋潮盛至，水溢城闉，然浊不堪饮。随处狭沟积水，腥黑如墨。一至酷暑，秽恶上蒸，殊不可耐。(34)
差不多同时，温病大家王士雄也在其有关霍乱的专著中指出：“然(上海)人烟繁萃，地气愈热，室庐稠密，秽气愈盛，附郭之河，藏垢纳污，水皆恶浊不堪。”(35)《申报》对此有着数量更多的描述，而且很多描述让人感到问题相当严重：
沪城滨海枕浦，朝潮夕汐，城内居民咸资其利，无如城河浅狭，糟蹋尤甚，沿河两岸，倾倒垃圾过多，潮水一来，满渠便黑污秽，所酿无非毒流。(36)
无论城内之河，其狭小有同沟浍，民间所积秽物，相率倾弃其中，水黑若墨，烈日所曝，秽气薰蒸，行路人触之易生疫病。(37)
梁志平曾对《申报》中有关城市河道水质的描述有较为详细的罗列，于此不赘。(38)与此同时，一些外国人的观察记录似乎也证实了这一点：
在黄浦江和吴淞江，那里有早晚的潮汐，但汇入它们的小河细流，由于没有涨潮和落潮，水则是静止而污浊的，泛着绿色并散发着令人作呕的气味。(39)
除了上海，其他城市问题也不小，比如南京，光绪中期的一份有关浚河的文献就秦淮河的情况指出：“春夏水涨，兼江湖灌输，朝夕不断。至秋冬水涸流停，舟楫难通，即汲饮亦皆秽浊，民甚病之。”(40)民国初游览中国的德富苏峰亦描述说：“秦淮河的水比东京柳桥下的水还要脏。”(41)又如宁波，时任宁绍道台的薛福成在光绪十四年(1888)的浚河文献中写道：“迨今未及十年，河道淤浊已甚。”(42)20世纪初的海关报告则指出：“(宁波)城内街道照旧肮脏不堪，流经闹市的河浜有时充满有机物的绿色沉淀。”(43)再如天津，咸丰年间一份外国人的记录曾就城河谈到：“天津城的围墙外边有条河沟，河沟蓄积了来自城市和近郊的废物和垃圾。我们大部分的士兵的驻地都非常接近这条河沟，有些更在河沟的岸边，因而受到臭味的困扰。”(44)不仅城河，城市及周边的河流也情况不佳，比如当时报端的一则时论指出：
津人行汲，皆仰给于潮河，潮逢小信，则取诸支巷，或以井泉代之。用以烹茶，黯然无色，贮杯中停少顷，则色如碧玻璃，又时许，则黑如墨汁，其气腥，其味恶，令人作呕，固知其不洁矣。(45)
又如比利时租界的大直沽官沟，领事认为其“曲湾淤污，水不洁净，船难抵埠”而欲采取措施。(46)此外，容闳于咸丰九年(1859)至绍兴买生丝，就城河水质描述说：
绍兴城内污秽，不适于卫生，与中国他处相仿佛。城中河道，水黑如墨……总绍兴之情形，殆不能名之为城，含垢纳污之大沟渠，为一切微生物繁殖之地耳，故疟疾极多。(47)
到19世纪中后期，一些城镇也出现了有关水质污浊的记录。同治年间，永嘉县疏浚城河的文献谈道：“乃人居稠密，日久禁弛，不肖居民，或浸茅竹，或弃秽物，开沟倾注，秽水横流。甚至造坑厕于湖边，搭桥盖于湖上，致恶物停积，淤塞不堪。”(48)光绪年间，金匮县《荡口镇开河禁碑》也指出：“荡口镇人烟稠密，舟楫通衢，市河本形狭小，频年居民任意淤塞，以至瓦砾堆积，行船搁浅，农田戽水难资灌溉，河水臭秽，饮易致疾，种种受累，已非一日。”(49)
此外，一些一般性的论说城河污浊的言论，如道光年间，苏州善士潘曾沂在主张挖井、使用井水的文章中谈道：“而今人乃匀焉不察，听其(井——引者注)填塞、蔽固，等之无用之地，而别取污秽之河流以自给。”(50)20世纪初一篇题为《崇洁说》的文章在论说当时中国亟待举行卫生之举时，首列“开浚市河”，称：
内地河道，虽离市较远之处，尚见宽广，若市廛繁盛之区，两面房屋逐渐侵占，河身竟狭不容刀，兼之灰艇粪船到处充塞，自朝至晚，居民有从事于洗衣涤秽，以至河水污浊不堪，汲而饮之，必致滋生疾疫。(51)
从这些记录不难看出，由于国家缺乏专门负责垃圾清扫和搬运的机构和人员，(52)沿河的居民随意将垃圾秽物抛入河中，部分居民侵占河道、在河道上搭盖建筑，导致河流泥沙的沉积、城市河道淤塞严重，城河水流不畅，水质污浊，甚或臭气熏天。
最后，由于清代城市普遍缺乏完善、通畅的下水设施，街道也坑洼不平，存在大量的臭水沟、污水潭。来华的外国人对此印象深刻，19世纪中期，雒魏林就上海的情形写道：
对城市和水道的清洁均缺乏警察的管理，任何类型的公共清道夫均闻所未闻……不仅如此，下水道则是最有问题的。那排水沟并不比污水坑好到哪里，各种各样的污物堆积其中并污染着空气。(53)
1875年，前来中国游历的曾根俊虎就天津的情况说道：“城内地基很低，一下雨，城墙之下积水成河。一到暑日，各处污水沟臭气冲天，热气引发多种流行病，致使丧命无数。”(54)晚清著名的传教士卫三畏也在其论著中谈道：“排水系统很近地表，而且不完善，阴沟很容易堵塞或损坏，污水外溢，流到路上。”(55)一则有关广州卫生状况的报告称：“在许多狭窄街道的两边，有未加盖的沟渠充满了垃圾和脏水，其表面被一层泡沫所覆盖，显示其下正在发生化学反应。”(56)曾在沈阳生活了三十年的医生司督阁说：
房子周围的环境同样是脏乱和不卫生的。停滞的污水积聚在一起，各种垃圾和废品，成了狗和猪的食物。1905年前，奉天并没有建立卫生设施的意图，除一些敞开的地沟之外，看不到任何排水设施。下雨时，排水沟成为奔腾咆哮的激流；干旱时，又变为臭气熏天的污水沟。(57)
这一状况开始引起一些具有近代卫生意识的国人的注目，民初一部方志就指出：
至于坑厕杂置，秽水盈街，污物乱弃，则各镇皆然，亦卫生之一大障碍也。(58)由此可见，当时的城市由于缺乏封闭并相互连通的下水设施，街边的沟渠还是市民丢弃污物和垃圾的场所，故排水不畅。平时沟渠污秽流淌，臭气弥漫。遇到大雨，街道又污水横流，或积水成潭，经久不消。
若仅就此来看，前述那些有关清代城市污染的研究显然较为可信。这似乎让我们觉得很多地方志、专业志中所谓的水污染多始于民国说法值得怀疑。然而，若我们将另外一些记载汇聚起来，似乎又看到了另外一幅历史图景。明末的张国维曾对当时松江府城河道的水质称赞道：
松江府城不甚广，外四面环濠，水通东西南北四关，出入城内，河脉最繁，处处通流，位置经纬各当，东南有龙渊，西有日月二河，西南有西湖小西湖，皆蓄聚渊渟，清澈心目，真水国之胜区也。(59)
清初鲁日满则对苏州城河有着美好的印象：
这座城市真大！它建在一条宜人的河流之上，河水清洌可饮，宜称之为湖而不是河；这里的街道与威尼斯一样，既可舟行又有陆道，而在这方面苏州更超出了威尼斯，因为它到处都是适于饮用的水。(60)
而且就是在晚清，我们也仍然可以看到一些比较正面的描述。如杭州城西湖的水就相当的清澈，咸丰九年，容闳曾描述道：“城之西有湖曰西湖，为著名名胜。湖面平如镜，底为沙泥，水澄碧，游鱼可数。”(61)德富苏峰的游记也说：“我们走过了荒草地，站在西泠桥上往下看水中的鱼儿，水很清，我们开始数起游来游去的鱼儿来。”(62)又如大运河和江南密布的河道，虽然靠近城市的地方或稍有污浊，但总体上似乎仍为清洁。1868年游历中国的瑞士人克莱尔曾这样描述运河上航行的见闻：
从昆山到苏州大约有20英里水路，河道又宽又直……河岸两旁是数不尽的废墟，惟一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看见两个捕鱼人用长长的三尖鱼叉在叉捕鱼的地方水深而清澈。他们身手敏捷，当着我们的面从河里叉上来好多鳗鱼。(63)
能生长鳗鱼的地方，水质显然没有问题。清末一部描述中国各地地理人文的书籍，则对杭州的大运河叙述道：“杭州的运河为灌溉提供了水源，而且这儿的运河没有被用作排污的下水道，因为农民太珍惜肥料的价值，经常疏通河道，用河泥来肥沃农田。在运河里洗澡的人并不多，但淘米和洗衣服等都是在这儿进行的。”(64)能直接用来淘米，水质当不至于太坏。另外，德富苏峰在民初游历苏州城外的宝带桥时，用颇具文学性的笔触描述道：
离开留园的时候，日头已经偏西了。我们从这里坐船前往宝带桥参观，船下江水滔滔直通太湖，虽说是运河，看起来却是一望无边，汪洋渺茫，夕阳照射在水面上没有一丝波浪，江湖淡荡，让人有一种扁舟在五湖上的感觉。(65)
毫无疑问，若是这里水质污浊不堪，应不会让游历者产生如此美好的感受。不仅如此，根据1870年上海工部局委托英国皇家化学院弗兰克兰特(Frankland)博士化验的结果，即使是被时人视为最为污浊的上海的黄浦江和苏州河的水质，“属于可利用的软淡水，其特点是矿物质含量适中，硬度低和有机污染极轻或无”，总体上要优于同时期的泰晤士河之水。(66)
由此我们又可以看到，清代城市水环境就是到了晚清，仍相当不错，特别是跟现代相比，似乎算不上污染。这与前面呈现的图景显然多有抵牾，该如何来看待这一现象呢？
二、史料及其呈现图景之辨析
以上图景是将出现在不同类别、不同时空中的相关记载抽取出来，在特定意识指引下精选荟萃到一起而得出的。(67)虽然，适当地采用这样的方法，在历史研究中是必要的。但在具体研读和利用史料时，若不能将其放在具体时空、历史情境和语境中来解读，仅仅根据集萃起来的史料的字面含义来呈现历史，或者在自己先入为主的指引下，片面地抽取对自己有利的信息来加以论述，无疑就会使真实性和全面性大打折扣。要对清代城市的水环境有一个基本全面、“真实”的认识，该如何来认识和解读这些史料呢？
第一，既要注意史料具体的时空范围，同时也不应忽略史料作为例证的典型意义。毫无疑问，任何史料都出现在特定的时空中，而且其叙述的内容也往往具有一定的时间性和空间性。如果仅凭少数几条不同时空中的记载，就得出带有普遍性的认识，难免以偏概全。例如，18世纪苏州虎丘的河流因为染坊的污染而出现河水“青红黑紫”的个别记载，由此认为中国城市的河流已经普遍受到工业污染，显然言过其实、以偏概全了。很多有关城市河道污染的表述是有时间性和具体所指的。从上面列举的文献中可以看到，水质不良主要是因为泥沙淤积，居民随意倾倒垃圾秽物，导致城河淤塞，水流不畅，特别遇到干旱之时，河水就会秽浊不堪。乾隆五十年，宁波的浚河记录较为充分地表明了这一点：
按郡城形势，西南高而东北庳，东北通海潮，故无水门，赖三喉泄之，庶全城之气不至壅遏。且城河久淤，虽如刀之舟不得行，居民多占盖棚屋，倾弃秽浊，以农贾纷集之渠下，类断港绝潢，淀垽日积，无所流恶。(68)
若城河能够及时疏浚，则水“甘而洁”，就像前面谈到明末松江府城的情况一样。当时国家没有明确规定各地城河的浚治，能否及时疏浚，要看各地方官和社会力量的具体情况而定。不过，城河的疏浚确实已被官府纳入施政范畴，如雍正年间，鄂尔泰在讨论江南水利的奏疏中就专门谈到了如何处理疏浚城河的问题：
其挑浚城河及镇市之河者，则通计河身丈尺，俾濒河两岸居民，每户照其基址，各浚其半，其在港内不临河者，量为协助，深浅宽窄，各有定程，鳏寡孤独，悉予优免。至其间隙之地，并无民居，以及未挑之前，先须筑坝戽水，及挑之日，或须拆屋砌岸者。此等工费，公同确估，劝令绅衿富户，典贾鹾商，量力捐输，毋许勒派。(69)实际上，从地方志的水利志中很容易看到，各地城河的疏浚虽无确定的规律性，但都多有记录。这说明，水质污染并非经常如此，至少在得到疏浚的一段时间内，就会好转。
此外，还应注意相关表述的具体所指，在城市中一条河流淤塞秽浊，并不表示所有的河流都淤塞秽浊。比如上海，虽然前面的文献均指出河道污秽不堪，但显然不是所有河道水质都如此，《申报》上的一则议论称：
上海之水，类皆污秽，惟近浦以及北市租界能通大潮之处稍可。虽来汛泥浑，然皆江水，以礬搅之，可顿使澄清，盖黄浦之吴淞口受潮，海水与洋子江水同时泛涨，江水先冲，是以尚无海水咸味。职是故耳，浦中作践弃掷秽物固多，幸汐汛呼吸，能不致于积聚，民间取饮，虽其流过浊，不及山水之清洁，而入口之余，尚无秽气，则亦可将就矣。(70)
而一些小的河浜，特别是死水沟，可能就会像董竹君回忆录中所说的那样，“是一条黑得如墨汁、稠得如柏油、看不见流动的污水浜。浜里有死猫、死狗、死老鼠、垃圾，也有用草席、麻袋装盖的婴儿尸体”。(71)又如在常熟双浜镇，到民国年间，该镇的河水除了臭河外还都是清洁的。
幸河流清洁，沟渠通畅。市河绕东西街后，臭河绕西北街侧，周春浜绕东北街傍。沟渠泄水，尚无壅阻，四巷门外，均有大水站供公共饮料洗濯之用。潮洪活动，浜流澄澈。除臭河不可饮外，余水皆清。(72)
不仅如此，我们还要关注相关史料出现的时空分布。梳理这一分布对呈现历史图景十分重要。如前所述，城市河道秽浊的记录较为集中地出现在数量庞大的有关河道特别是城市河道疏浚的文献中。论及城河秽浊的记录，至迟在宋代即已出现，但一者数量甚少，二者表述也比较间接。到清前期，相关的记录有所增加，表述也相对明确，但基本集中在大城市；18世纪，一些中等城市如宁波、扬州也出现这类记载；19世纪以后，不仅大中城市，就是一些城镇的浚河文献中也出现了河水秽浊的信息。城镇的浚河文献出现水质污浊的记录，确实是一个新的现象，像前揭永嘉县的同治年间的记录中对此有明确的论述，而早前与永嘉毗邻的平阳县的浚河文献，则完全没有相关的内容。这说明清代，特别是19世纪以后，随着城市人口的不断增多，城市水环境污染问题确实呈现日渐严重之势，而且涉及面也由大中城市扩展至城镇。
由此可见，若我们将那些史料置于具体的时空来理解，就不难看到，清代城市和晚清市镇河道水质污染尽管已经普遍存在，但并不能因此认为城市河道的水质污染是全面而一贯的，就某一具体城镇来说，可能就是局部的，有时间性的。
与此同时，如果研究者只拘泥于史料中明确表达的信息，忽略其作为例证可能具有的典型意义，那将难以对历史现象得出相对完整全面的认识，只能呈现诸多相互割裂甚至矛盾的片段图景。梁志平在探讨近代以来太湖流域的水质时，按照地理区域和城市来论述，一方面认为上海县在开埠后，县城内外之河浜水就不堪饮用。1870年代后，城外重要河浜水质恶化，同时，杭州城市水质恶化问题由来已久，康熙年间就已存在，晚清更见严重；另一方面，又否认人口规模更大的苏州在19世纪中期以降，城市水质变坏，并认为苏州、松江等地，城市水质的受污染均是民国以后之事。(73)梁文的这些认识，都是根据其掌握的各地记载得出，单个来看都有依据，放在一起就会让人感到疑惑。按照常理，在地理条件、城市规模和城市污物处理等公卫措施基本相似的情况下，城市的水环境的总体状况也应该基本类似。就19世纪中期前后的情势而言，苏州、杭州、上海、松江等地的地理条件、污物处理等条件基本一致，上海开埠以后虽然情况比较特别，发展也较快，但开埠初期，与中国传统城市尚未见根本性的差别，而且从前面列举的资料来看，当时上海城内外的水质不良亦非上海独有，那么这些城市之间又怎么会出现如此大的差异呢？显然，要解决这个问题，就不能拘泥字面含义，要进一步挖掘出史料的典型意义。
首先，不能因为康熙年间有关浚河的文献中谈到杭州城河无从宣泄秽浊，就认为只有杭州的城河水质污染问题由来已久，因为从前面的论述可以看出，中国传统的大中城市中，像北京、成都、苏州、宁波等城市也都有类似情况，既然如此，杭州的情况应该不是个案，而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
其次，晚清上海城河污浊的记载特别丰富，这些记录主要出现在第二和第三类资料中，特别是第二类资料尤其《申报》中，这无疑与来沪的外国人较多，上海又是《申报》等资料主要关注的对象有关。同时，也跟这些资料的性质和当时一些“先进”士人卫生观念的改变关系密切。实际上，就是《申报》上讨论上海城内河道时也认为城河污浊不独上海为然，“盖河道既隘，而诸家垢秽辄复倾弃其中，安得而不浊而且臭，此等情形他处城内莫不皆然，而上海则尤甚”。(74)也就是说，当时城市中淤塞的河道水质污浊，是常见的现象，只不过上海比较严重而已。另一篇讨论上海如何获得清洁饮用水的言论亦称：
查凡省城都邑，无不商贾云集，居民辐辏，而城厢河道，必致污恶不堪……余前见苏城内河，均有储水之船，停泊埠上，凡茶铺、老虎灶及民间饮水，均向船内取给。盖船从城外大河运装清水入城，以便汲饮。(75)
苏州也需要从城外河道运水，城内河水不洁。另外像松江，明末时的记载称其河水清洁，但出版于嘉庆二十年的文献中则称：
松江府城素称泽国，东门地接黄浦，因潮水挟沙来疾去缓，积年累岁，近时城河都已淤塞，人家买水以给，居者患之，他方莫论矣。即苏杭城居，都承雨水藏备煮茗，名为天泉，无奈稍久辄生孑孓，俗名打拳虫，殊属可厌。(76)
由此不难看出，像苏杭及松江这样的大中城市城内河水的污浊即便不如上海那样严重，恐怕也不会有根本性的差异。
可见，我们在分析利用相关史料时，既要充分注意史料的时空范围，绝不能忽视或人为抽去其时空意义，同时也不能拘泥于史料的具体的时空范围，放弃对其典型意义的挖掘。
第二，解读史料时应对其性质、立场和具体语境有清醒的认识，惟其如此，才可能从相关记载中获取相对“真实”的历史信息。具体来说，第一类资料，是相对较集中反映水质问题的有关疏浚城河的文献，主要是希望借此表明疏浚河道的迫切性和必要性，或者藉表明河道经过疏浚后的新气象以彰显这项工作的重要意义。在这种情境下，对浚河之前的水质污染问题有所凸显甚至夸大，应是不难想见的。另外，对其他一些零散的资料，我们需要了解作者是在怎样的语境中来论及水质问题的。比如，前述苏州的潘曾沂曾在劝导人们开井、利用井水预防疾病的文章中认为，时人不注意利用相对干净的井水，“而别取污秽之河流以自给”，正是导致“多疾”的缘由。(77)潘氏在这里称河流污秽，显然是为了证明其倡导利用井水的合理性。若就此而认为当时苏州的河流都已污秽，固然有些断章取义，但若因为潘氏在文中没有直接论述河水不洁而导致疾病，而否认这一表达的意义，恐怕也不无以今解古之嫌。(78)
而对诸如《申报》之类的近代报刊，必须特别注意其史料的性质和立场。其最初由西人创办，其后也大多与西人有关，至少在晚清，这些报刊大抵有一种趋新崇洋的思想倾向。作者或为“先进”的士人，或直接就是“洋人”，对中国的现状多持批评的立场。因此，对中国之问题往往可能极力渲染和放大。而且那些论述也跟第一类资料一样，存在语境的问题，相关记载多出现在有关讨论疏浚城市河道和劝用自来水的文章中，这类论说对水质污染问题有所放大，十分自然。不仅如此，人们对某一问题的关注和感受，也跟时代和个人的观念密切相关，虽然不洁易致疾病的认识早已存在，但在近代之前，清洁问题在中国人的防疫和卫生观念中，并不占据重要地位。近代以降，随着西方卫生观念和机制的引入和实践，清洁问题不仅日渐受到关注，而且还被视为关涉民族兴亡的“国之大政”。(79)对其关注自然会伴随着对水质是否清洁的关注，这些报刊的作者，往往是深受西方卫生观念影响之人，所以会对水污染问题十分敏感。早期《申报》出现了大量有关城市河水秽恶的议论和报道，并不能就此认为当时上海的城市水环境急剧恶化，而只能是说明刚刚引入的卫生观念让一部分人受到了强烈的刺激。实际上，《申报》后来的相关议论反而不若最初几年多，(80)显然不应是上海的水环境问题得到了改善，而应是这类刺激的减弱和关注点转移所致。
外文的报刊以及外国人的游记等文献资料，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就我们看到的那些专业报告和外国人游记或有关中国的论著，都是较为严肃认真的著述，他们记录下来的观感和图景，无疑都有“真实”的一面。不过，由于不同作者的秉性、立场和对中国的情感，其对中国关注点无疑也各不相同：那些崇敬中国或对中国抱有情感的人士，往往会努力去发现中国美好的一面；那些文明或种族优越感强烈、鄙视中国者，则无疑会放大中国的黑暗面。在阅读相关文献时，笔者注意到，尽管总体上西方人的游记数量更多，但对中国水环境问题记录较多的，却是晚清来华的日本人。这其中，情况也是不一样的，下面这段日本游历者的对话，比较明显地反映了情感和立场对观感的影响：
尽管在异乡遇到了无比思念的国人，我却总感觉有种莫名的寂寞袭上心头。只不过都是一样的黑眼珠，聚集在饭桌前的五十多个人全都和我素未谋面，顶多能和旁边的人聊上几句：
“第一次来中国吗？”
“是的。”
“这里太脏了，是不是受不了？”
“没有啊，觉得非常有意思。”
“啊？是吗。”
接下去再也没有什么话题了，所以感觉气氛沉闷。(81)
还有，虽然像德贞那样，一开始批评中国的卫生状况，后来却特别赞赏中国人的生活方式的西人，(82)并不多见，但确实在不少西方人的报告，特别是一些专业的报告中可以看到，一方面对中国城市包括水环境的城市卫生状况，多有批评性的描述；但同时，又承认中国人的健康状况远比他们认为的要好。雒魏林就上海的情况谈道：
虽然河道仅仅一部分能被大潮一个月冲刷两次，但无论何时的涨水，都会被城里所有的家庭汲为家用。尽管这些水附有腐败物质，容易导致各种疾病，不过人们通常完整地保持一般的健康水平。虽然脸色有些蜡黄和苍白，有时还有些精力不足，但他们完全胜任他们的工作。(83)1888年，《博医会报》刊载的一篇有关广州的卫生状况的文章也称：
尽管有所有这些事情，在这里居住了30多年后，我所形成的观点是，广州在总体上并不比西方的城市更不健康，也并不更易遭致疫病。(84)1896年，天津海关的年报亦就白河的水质指出：“北河之水，向来不洁，但历年各人饮之，亦不见甚害。”(85)
另外，对于水环境和气味对异文明的人来说，还存在长期以来形成的感官习惯问题，(86)对于这种不习惯，那些具有文明优越感的人又往往会将其视为不卫生、不文明。比如，雒魏林曾就此认为中国人嗅觉不灵敏，他说：“通常情况下，中国的嗅觉器官似乎不太敏感，因为当外国人在中国城市的任何一地受到令人厌烦的臭气的冲击而几乎被击倒时，而本地人却几乎没什么反应，无论在家还是在外。”(87)
由此可见，我们对于以上这些文献中描述的城市河道污染问题严重性的评估，应该持非常审慎的态度。在中国都市中，即使是到了晚清，尽管确有污秽不堪的河流，流经城市的大河流也很是浑浊，但水质应该还不坏，未必都已遭受污染。1870年的化验结果表明，至少不比当时西方工业化国家河道的水质差。(88)
第三，在集萃史料时，需对自己所收集史料在相关的整体文献中所占的分量有全面的把握。在解读史料时，应该有尽可能将史料放回出处的意识，不仅应看那些文献说了什么，也要注意没说什么，不仅要注意说了相关信息的记载，也要了解没有相关信息的类似文献，以及它们各自所占的分量。比如，在第一类资料中，虽然在有关疏浚河道的文献中，宋代就出现因河水不洁导致疫病流行的说法，但涉及河水污浊的却凤毛麟角。而在清代疏浚城河的文献中提到河水污染影响居民饮水卫生也很少见，特别在清前期只是极少数，并只限于大城市的浚河文献中。19世纪以后，这样的记载开始增多，到晚清，有些市镇的浚河文献也有出现，但丝毫没有提及这一问题的记录则更多。而且，在外国人的著作中，虽然有相对较多的记载，但并没有对城市河道水环境给予关注，这多少表明当时水质状况并没有对他们产生特别的印象和刺激。不仅如此，即使是一些文献论及水质污浊问题，那也只是众多问题之一。比如在前揭项诚的《浚成都金水河议》中，“是河一开，则地气既舒，水脉亦畅，民无夭扎，其利四。”也就是说其只是其中的一利而已，且还是最后一利。同时很多记载的行文语调也在表明，水质问题并非疏浚城河最为核心的关注点。道光《苏州府志》中是这样记录费淳疏浚城河之事的：“苏城河道淤塞，秽浊之气，蒸为疾沴，淳督守令，劝谕士民，一律疏浚深通，舟行无阻。”(89)可见在方志编纂者的心目中，城河疏浚深通，最重要的结果不是水质的变化，而是“舟行无阻”。由此可见，如果我们将相关的历史记载放回具体的语境中，就可以避免断章取义地过度凸显水质的污染问题。这也说明，到清代，特别晚清，尽管城市水质污染问题日渐明显，但总体上并不像将具体记载集萃到一起、仅仅依据其字面含义所呈现得那样夸张。
综上所述，以往有关城市水环境的论述之所以会出现一些看似矛盾之处，一方面是因为比较缺乏对这一问题通盘而系统的考量，对相关资料的搜集也不够系统、全面。另一方面，则在于研究者对解读史料还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尽管在具体的历史研究中，使用“选精”、“集粹”等研究方法无可厚非，也难以避免，但在使用这些方法时，若缺乏适切的观念和方法，就往往会出现“将某一或某些例证所反映的具体的和特殊的现象加以普遍化”(90)或拘泥于字面含义而缺乏全局观等问题，要么夸大存在的问题或取得的成就，要么人为割裂历史图片的连续性和系统性。故此，要想解决以上问题，就需要我们在系统搜集相关史料的基础上，在对其作全面深入的考察时，要特别注意解读和利用史料的方法论，充分考虑所利用史料的性质、语境和时空特性等内容对自己关注信息的影响，要注意挖掘文本蕴含的“常识”和典型意义。据此，通过上文的分析，我们应可以得出以下几点有关清代城市水环境的认识：
第一，流经很多城市的大江大河多浑浊，但水质并不恶劣，饮用前经过适当的处理(比如明矾沉淀)，不至于危害健康。
第二，由于城河多被赋予了排泄污物的功能，在一些大城市，由于淤塞造成部分水域污染的情况很早就已出现，而且随着清代中后期人口的大量增加而渐趋严重，并不断扩大范围，程度也有所加深。但这应该是局部和不时出现的问题，一旦城河得到疏浚，问题至少就会缓解。而且由于传统粪秽处置机制让粪便和垃圾中众多可以作为肥料的有机物不会轻易流入河流，使得这种污染不至于太过严重。另外，流经城市或城市周边的较大河流的水质应该仍然不错。
第三，由于排水设施不良，污水沟、污水潭和污水横流现象在清代的城市中应该时常可见，但也具有时间性和局部性。在观感上对城市的水环境具有较大影响，但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有损健康，仍有待评估。(91)
第四，虽然在个别工商业发达的城市，河渠也出现了一定的手工业或工业污染，但绝大多数城市水环境的恶化，还是由于人口增加带来的生活垃圾无法及时有效清除造成的，与后来由现代工业污染造成的水质恶化有着根本的不同。
①侯仁之和蔡蕃就曾对北京的城市水源有专门的探讨，不过其关注的基本是水量问题。(参见侯仁之：《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59—204、272—304页；蔡蕃：《北京古运河与城市供水问题》，北京：北京出版社，1987年)行龙在介绍其团队的山西水利社会史研究计划时，就将水资源的时空分布当作基本的研究内容，不过就团队已有的研究成果和相关表述来看，其所说的水资源主要侧重的仍是水量。(参见行龙：《“水利社会史”探源——兼论以水为中心的山西社会》，《山西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又如，王利华曾有多篇论文论及中古时期华北的水环境和水资源，但也基本未涉及水质的问题。(参见王利华：《中古时期北方地区的水环境和渔业生产》，《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9年第4期；《中古华北水资源状况的初步考察》，《南开学报》2007年第3期)再如，吴文涛在探讨永定河的筑堤对北京的水环境的影响时，论及的也都是水量的问题。(参见吴文涛：《清代永定河筑堤对北京水环境的影响》，《北京社会科学》2008年第1期)
②有关水利社会史的兴起，可参见行龙《“水利社会史”探源——兼论以水为中心的山西社会》(《山西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相关研究成果综述，可参见廖艳彬《20年来国内明清水利社会史研究回顾》(《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
③Jean-Pierre Goubert,The Conquest of Water:The Advent of Health in the Industrial Age,Cambridge:Polity Press,1989.其中文书评可参见张瑞：《水与健康的变奏曲——〈水的征服〉评介》，常建华编：《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11卷，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410—425页。其他相关研究可参见邱仲麟：《水窝子——北京的供水业者与民生用水(1368-1937)》，李孝悌编：《中国的城市生活》，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第203—204页。
④这类的研究主要有邱仲麟：《水窝子——北京的供水业者与民生用水(1368-1937)》，李孝悌编：《中国的城市生活》，第203—252页；周春燕：《明清华北平原城市的民生用水》，王利华主编：《中国历史上的环境与社会》，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第235—258页；杜丽红：《科学与权力：近代北京饮水进化史》，《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3期；熊遠報：《清代民国時期における北京の水売買業と「水道路」》，《社会経済史学》第66卷第2号，2000年7月，第47—67頁；《十八—二十世紀における北京の生活給水と都市の外来労働者》，《年報都市史研究》(通号12)，2004年10月，第33—44頁。另外程遂营的《唐宋开封生态环境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168—180页)一书中也对唐宋开封的用水和排水系统等有所论述。
⑤参见梁庚尧：《南宋城市的公共卫生问题》，《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70本第1分，1999年3月。
⑥参见余新忠：《清代江南的卫生观念与行为及其近代变迁初探——以环境和用水卫生为中心》，《清史研究》2006年第2期。
⑦参见梁志平：《太湖流域水质环境变迁与饮水改良：从改水运动入手的回溯式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2010年5月，第61—118页。
⑧牟振宇：《开埠初期上海租界的水环境治理》，《安徽史学》2010年第2期。
⑨参见冯贤亮：《清代太湖流域的环境与卫生——以外国人的游程和感觉为中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9年第2期。
⑩参见王星光、彭勇：《历史时期的“黄河清”现象初探》，《史学月刊》2002年第9期。
(11)范成大：《吴船录》，陈新译注：《宋人长江游记》，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87年，第288页。
(12)魏源：《湖北堤防议》，谭其骧主编：《清人文集地理类汇编》第5册，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88页。杭宏秋对古代长江水的清浊情况有较为简要的探讨，参见杭宏秋：《古代长江水清浊考略》，《古今农业》1987年第2期。
(13)威廉·埃德加·盖洛：《扬子江上的美国人——从上海经华中到缅甸的旅行记录》，晏奎等译，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8年，第16页。
(14)中野孤山：《横跨中国大陆——游蜀杂俎》，郭举昆译，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50页。
(15)德富苏峰：《中国漫游记》，刘红译，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234页。
(16)山川早水：《巴蜀旧影——一百年前一个日本人眼中的巴蜀风情》，李密等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25页。
(17)中野孤山：《横跨中国大陆——游蜀杂俎》，第128—130页。
(18)德富苏峰：《中国漫游记》，第144页。
(19)峰潔：《清国上海見聞録》，小島晋治監修：《幕末中国見聞録集成》，東京：ゆまに書房，1997年，第11卷，第28頁。
(20)积善：《构山使蜀日记》，乾隆二十七年十月十三日壬寅，清末何绍基抄本，南开大学图书馆藏。
(21)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叶笃义译，香港：香港三联书店，1994年，第249页。
(22)皮埃尔·绿蒂：《在北京最后的日子》，马利红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第19页。
(23)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第249页。
(24)E.A.罗斯：《变化中的中国人》，公茂虹、张皓译，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2页。
(25)参见邱仲麟：《水窝子——北京的供水业者与民生用水(1368-1937)》，李孝悌编：《中国的城市生活》，第203—252页。
(26)邵远平：《戒山诗文存·遂余集·浚河纪略》，康熙二十三年刊本，南开大学图书馆藏，第10a—10b页。
(27)项诚：《浚成都金水河议》，贺长龄等编：《清经世文编》卷117《工政二三·各省水利四》，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2870—2871页。
(28)费淳：《重浚苏州城河记》，苏州博物馆等编：《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05—306页。
(29)乾隆《鄞县志》卷4《水利》，《续修四库全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706册，第74—75页。
(30)查慎行：《敬业堂诗集》(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052页。
(31)苏州博物馆等编：《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第71-73页。
(32)李斗：《扬州画舫录》卷9《小秦淮录》，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193页。
(33)包世臣：《齐民四术》卷2《农二·答方葆岩尚书书》，潘竟翰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83—84页。
(34)王韬：《瀛壖杂记》卷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4页。
(35)王士雄：《随息居霍乱论》上卷，曹炳章校刊：《中国医学大成》第4册，北京：中国中医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654页。
(36)《邑侯叶公淘河德政记》，《申报》同治十一年十二月初一日，第1页。
(37)《论开浚城河之利》，《申报》光绪十三年六月十八日，第1页。
(38)梁志平：《太湖流域水质环境变迁与饮水改良：从改水运动入手的回溯式研究》，第66—67页。
(39)William Lockhart,The Medical Missionary in China:A Narrative of Twenty Years' Experience,London:Hurst and Blackett Publishers,1861,p.28.
(40)《左宗棠全集·家书·诗文》，长沙：岳麓书社，1987年，第380页。
(41)德富苏峰：《中国漫游记》，第161页。
(42)薛福成：《庸庵文别集》卷6《重浚宁波城河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232—234页。
(43)《浙海关十年报告(1902-191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杭州海关译编：《近代浙江通商口岸经济社会概况——浙海关、瓯海关、杭州关贸易报告集成》，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68页。
(44)芮尼：《北京与北京人(1861)》，李绍明译，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第243页。
(45)《时报》光绪十二年七月二十六日，第88号，第1页。
(46)天津档案馆、南开大学分校档案系编：《天津租界档案选编》，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476页。
(47)容闳：《西学东渐记》，钟叔河编：《走向世界丛书》第2册，长沙：岳麓书社，2008年，第87页。
(48)陈宝善：《疏浚河道示禁勒石(1863年)》，金柏东主编：《温州历代碑刻集》，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第365页。
(49)无锡市水利局编：《无锡市水利志》，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08年，“附录”，第440页。
(50)潘曾沂：《东津馆文集》卷2《资一药房记》，咸丰九年刊本，南开大学图书馆藏，第12b页。
(51)张德彝：《醒目清心录》卷3，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中心，2004年，第1册，第157页。
(52)参见Yu Xinzhong,"Treatment of Nightsoil and Waste in Modern China," in Angela Ki Che Leung and Charlotte Furth,eds.,Health and Hygiene in Chinese East Asia:Policies and Publics in the Long Twentieth Century,Durham and London:Duke University Press,2010,pp.52-58.
(53)William Lockhart,The Medical Missionary in China:A Narrative o f Twenty Years' Experience,p.37.
(54)曾根俊虎：《北中国纪行·前编》，范建明译，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4页。
(55)卫三畏：《中国总论》(上册)，陈俱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513页。
(56)J.G.K.,"The Sanitary Condition of Canton," The China Medical Missionary Journal,vol.2,no.(Sep.1888),p.136.
(57)杜格尔德·克里斯蒂著，伊泽·克里斯蒂编：《奉天三十年(1883-1913)—杜格尔德·克里斯蒂的经历和回忆》，张士尊、信丹娜译，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40页。
(58)陆晶生：《新庄乡小志》卷3《街衢》，沈秋农、曹培根主编：《常熟乡镇旧志集成》，扬州：广陵书社，2007年，第1004页。
(59)张国维：《吴中水利全书》卷1，《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578册，第45页。
(60)M.Martini,Novus Atlas Sinensis,Trento:Universita deli studi di Trento,2002,p.100，转引自高华士：《清初耶稣会士鲁日满常熟账本及灵修笔记研究》，郑州：大象出版社，2007年，第162页。
(61)容闳：《西学东渐记》，钟叔河编：《走向世界丛书》第2册，第81页。
(62)德富苏峰：《中国漫游记》，第191页。
(63)阿道夫·克莱尔：《时光追忆——9世纪一个瑞士商人眼中的江南旧影》，陈壮鹰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年，第11页。
(64)威廉·埃德加·盖洛：《中国十八省府》，沈弘等译，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8年，第20页。
(65)德富苏峰：《中国漫游记》，第210页。
(66)上海公用事业管理局编：《上海公用事业(1840-1986)》，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11—115页。
(67)李伯重曾以解构“宋代江南农业革命”这一史学界的普遍认知为切入点，探析了传统经济史研究中普遍采用的“选精法”和“集粹法”及其问题，认为正是这两种错误的方法论，建构了“宋代江南农业革命”这一“虚像”。(参见李伯重：《“选精”、“集粹”与“宋代江南农业革命”——对传统经济史研究方法的检讨》，《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1期)李氏的这一研究对笔者有重要的启发，不过本文无意讨论这两种方法错误与否，而是希望通过具体分析，更全面地阐释使用这两种方法导致得出片面的历史图景甚或“虚像”的缘由以及如何避免出现这样的问题。
(68)钱维乔：《竹初文钞》卷1《鄞县重建三喉修浚城河记》，嘉庆年间刻本，南开大学图书馆藏，第22页a。
(69)鄂尔泰：《敷奏江南水利疏》，贺长龄等编：《清经世文编》卷111《工政十七·江苏水利上》，第2680页。
(70)《上海饮水秽害亟宜清洁论》，《申报》同治十二年二月初二日，第1页。
(71)董竹君：《我的一个世纪》，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第3页。
(72)王鸿飞：《双浜小志·市镇》，沈秋农、曹培根主编：《常熟乡镇旧志集成》，第754页。
(73)梁志平：《太湖流域水质环境变迁与饮水改良：从改水运动入手的回溯式研究》，第64—98页。
(74)《上海城内地方宜加整顿说》，《申报》光绪七年十月二十七日，第1页。
(75)《上海城内宜设水船以便民用论》，《申报》同治十一年十一月初十日，第1页。
(76)黄凯钧：《遣睡杂言》卷2，《四库未收书辑刊》第6辑第20册，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第573—574页。
(77)潘曾沂：《东津馆文集》卷2《资一药房记》，第12a—12b页。
(78)笔者曾藉该史料认为当时苏州水质状况渐趋恶化，参见余新忠：《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一项医疗社会史的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74—175、205—206页。对此，梁志平提出了批评，认为潘氏劝人使用井水，是出于风水和五行理论方面的考虑，而非针对河水水质状况而言的。(《太湖流域水质环境变迁与饮水改良：从改水运动入手的回溯式研究》，第89—90页)这一批评无疑具有一定的道理，我们在解读史料时，必须考虑作者论述时的语境和立场。不过潘氏既然在文中明确提到了“别取污秽之河流以自给”，要说他完全不是针对河水水质而言的，似乎也有问题。而且梁氏的这一质疑，似乎忽视了一个更大的历史背景，即传统上一般认为河水水质要好于井水。试想，如果当时苏州没有城河水质不良的问题，潘氏何以会提出饮用河水致疾的问题？至少可以说，当时河水的不洁已经给潘氏留下了印象。至于说潘氏劝人使用井水，多基于风水和五行理论，这一点也不奇怪，因为潘氏并没有现代的卫生认知，他以熟悉的风水和五行理论为自己的主张张目，实在正常不过了。
(79)参见余新忠：《防疫·卫生行政·身体控制——晚清清洁观念与行为的演变》，黄兴涛主编：《新史学》第3卷，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63—78页。
(80)梁志平曾列举了《申报》中相关记载178条，其中属于清代的71条，而这之中有48条属于光绪七年之前，也就是《申报》创刊后的头十年中。(《太湖流域水质环境变迁与饮水改良：从改水运动入手的回溯式研究》，第312—317页)
(81)小林爱雄：《中国印象记》，李炜译，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83—84页。
(82)有关德贞的情况，参见李尚仁：《健康的道德经济——德贞论中国人的生活习惯和卫生》，李尚仁主编：《帝国与现代医学》，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8年，第223—270页。
(83)William Lockhart,The Medical Missionary in China:A Narrative of Twenty Years' Experience,p.40.
(84)J.G.K.,"The Sanitary Condition of Canton," p.138.
(85)《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天津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天津市档案馆编著：《津海关年报档案汇编(1888-1911年)》下册，吴弘明译，1993年内部印行本，第60页。
(86)参见李尚仁：《腐物与肮脏感：十九世纪西方人对中国环境的体验》，余舜德主编：《体物入微：物与身体感的研究》，新竹：“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45—82页。
(87)William Lockhart,The Medical Missionary in China:A Narrative of Twenty Years' Experience,p.36.
(88)对于观感和实际情况存在的差异甚或矛盾的现象，梁志平在最新的研究中做了考察，他以上海为例，探讨了西人(实际应为外人，因为他引用的很多例子都是日本人的)对饮用水水质的认知和应对，认为他们的认知为：水体物理性表现为浑浊，生物特性表现为污秽，化学特性表现为洁净。并将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主要归结为生活习惯不同。(《西人对1842年至1870年上海地区饮用水水质的认知与应对》，《农业考古》2013年第1期)这一观察非常有趣，不过若因为当时上海吴淞江等地水质好于泰晤士河，就认为其化学特性洁净，或许与不自觉地以西方为标准的意识有关，实际上当时的泰晤士河，恐怕是世界上最脏的河流。另外，仅仅将这种差异归结为生活习惯的不同，解释力也似有不足。
(89)道光《苏州府志》卷70《名宦二》，道光四年刊本，南开大学图书馆藏，第33页b。
(90)李伯重：《“选精”、“集粹”与“宋代江南农业革命”——对传统经济史研究方法的检讨》，《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1期。
(91)虽然这往往会被当时的外国人视为中国环境状况不够卫生的重要依据，但上文谈到，他们对此是否真的影响居民健康，亦不敢肯定。有人甚至还提出了质疑，如英国人芮尼就曾于1861年针对天津城市污水沟散发臭气问题议论道：“这些城市的情况，无论我们觉得怎样恶劣和令人不安，总比我们要改变它还好。这我是确信无疑的。事实上，我们把那些所谓公共卫生措施——填堵沟渠和粪坑——引入中国，让有机物质埋在分解媒介下而产生影响人类健康的有毒气体，这我认为是错的。相反，中国现行的做法是，把有机分解物暴露在空气下。无论这和当前的卫生观念怎样不吻合，我个人认为是无害的。”(参见芮尼：《北京与北京人(1861)》，第243—2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