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载：《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文中1幅地图从略
作者：张俊峰：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副教授；张瑜：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硕士研究生
近年来，明清中国水利社会史尤其是中国北方区域的水利社会史研究呈现繁荣之势，令学界瞩目。本文对清源东湖水利史的研究，应属于山西大学以行龙为代表的水利社会史研究团队所言“湖域社会”的范畴。依据山西各地水资源的不同特性，我们把山西水利社会划分为“泉域社会”、“流域社会”、“湖域社会”、“洪灌社会”[1]四种基本类型。管见所及,与湖域型水利社会研究相关的代表性成果主要包括钱杭对浙江萧山湘湖即所谓库域型水利社会的研究[2]，陈桥驿有关浙江鉴湖的研究[3]，斯波义信在宋代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中对湘湖水利志的研究[4]，森田明在清代中国水利史研究中对湖水资源开发史的研究等[5]。
需要指出的是,与钱杭关注的人工水库-湘湖这一库域型水利社会相比，本文所涉及的东湖和文湖，均是天然形成的。它们与湘湖有着本质的不同：就基本性质而言，前者是自然产生的，体现的是人与环境的天然依存及相互制约；水库是人类劳动的产物，存在着严格的权利义务关系。那么在湖域型水利社会的变迁过程中，人在其中究竟扮演着何种角色,人的认识与观念对于某一区域景观与环境的变化发挥着怎样的作用,如何评价其得失利弊？本文将以此作为出发点，以明末以来的清徐东湖作为研究对象，通过与汾阳文湖不同命运的对比，即文湖何以会“废”，东湖何以能“存”这一客观事实，进一步来反思人的观念和错误选择对人类自身生存环境所产生的不同后果。本文认为，湖泊的存废演替是检验人类活动与环境关系和谐与否的一个重要因素，也是衡量人类生态文明程度高低的一个重要指标。
?1.洪水泛滥现东湖
曩时白石水涨，不以时疏导，悉归城东低下处，外障以垣墙而内益以泉水，故水日增月盛，汪洋浩瀚而积成巨浸者，数十年于兹矣。” [9]卷十七这是现存资料中唯一有关东湖成因的文献。根据“数十年于兹”这一记载，可以推算出东湖出现的年代大致为明清易代之际。1995年清徐县政府在泄干湖水清淤工程中，发现湖底有庙宇、水井遗迹。在实地调查时，我们也多次听到当地人有关东湖的记忆。据称，湖底原建庙宇名曰玉皇庙，水井不只一处，而是多达18眼。[10]这些实物证据表明东湖所在地在未曾成湖之前，可能有人在此居住生活，不然不会出现庙宇、水井。然而，这也是比较早期的情形，至万历十九年（1591）清源知县邵莅作《修城记》时，[11]卷十七情况已有很大变化，据载：“城内东半地势洿下，无居民，遇有淫雨，止为注水之区。”可见，由于积水之处，这处低洼地带在当时已无人居住了。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明代毗邻县城东部的汾河也屡屡泛滥改道，威胁清源城的安全。“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汾水、白石水并溢，平地丈余。”万历二十九年（1601），“汾河远徙十余里”，万历三十一年（1603），“汾河徙东城下”。[12]卷十七1603年，因汾河水泛滥冲击县城，县人遂堵塞清源东城门，东城城垣变成了抗洪坝。因此，城东低洼地带的积水无法流出城外。客观上促成了东湖的形成。
2.三大水源保东湖?
一为芹馥泉水。这是东湖最稳定的水源。由于城西的白石河水渗入地下，遂在清徐城内形成了诸多泉眼，其中最著名的便是芹馥泉。有记载称，“芹馥泉，在西城根仓廒左。一潭清水，芹藻长青，严冬无冰，流经学宫前，东注东湖。凡城内荷池稻田皆利赖焉。”
二为莲花池水。莲花池是东湖的第二大水源。清源县城地势西高东低，东湖在最低洼处，芹馥泉在西南角，地势也较高。莲花池散布于东城和西城之间由南向北的地带，地势比东湖高出1米左右。清源县城地下水丰富，水位浅，是莲花池的主要水源。资料记载民国年间规模稍大一些的莲花池有七处，其中，最大的面积约有6000平方米，小的也有千余平方米。这七处莲池总体分布在县城南和北两片区域，莲池与莲池之间互为流通，若遇街巷由石桥贯通。与东湖一起，构成了清源县城独特的水域景观，民国年间县知事续思文“城外青山城内湖，荷花万朵柳千株。太汾风景少颜色，唯有清源入画图”的诗句，就是对此美景一个恰当的描述。但是，水多也给人们带来了不便。受地形所限，莲花池无法容受太多的水量，特别是雨季来临是更易成灾，人们便挖出多条排水渠道，将莲花池水缓缓导入东湖。这样就在客观上对东湖水有所补给。到了20世纪50年代，全城所有的莲池均归农业合作社集体所有，随后农业社以农为主，逐渐放弃了对池塘的栽培与管理。到70年代，城内地下水位下降，莲花池渐渐枯竭消失。人们把池塘填平，盖起房屋。今天我们能看到的只是废旧的杂草丛生的小水池，依稀还能看到当年莲池余水流向东湖水渠的痕迹。据居住在这儿附近的居民讲，他们的房屋常年潮湿，与池里的水不无关系。
? 3.排水系统利东湖
1603年堵塞清源东城门后，东湖所在区域无人居住，成为注水之区。在三大水源的共同作用下，东湖得以稳定存在。然而，遇到雨量丰沛的季节，东湖水面势必泛涨，余水不及时排出，就会危及城池和民众居舍安全。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县人专门修渠泄洪。据载：“灌稼渠一名官渠，在城外东南隅，以泄东湖水，闸口名龙门，上建魁星楼，道光初，徐沟知县邓移水口东门左，旧龙门魁星楼俱废”。[17]卷十此处提到的魁星楼就是位于今天清徐县东湖东南隅的地标性建筑：水阁楼。可见，水阁楼早在清道光年前就已存在，龙门是专用于释放东湖多余水量的闸口。
图1 东湖水系示意图【略】
4.水利经济出东湖
东湖自形成以来，人们便充分利用其优势，获取利益。除了作为清源八景之一“东湖夜月”供人们欣赏以外，东湖也为清源人带来的可观的经济效益。明末清源贡生王象极有诗曰“占得清湖未是贫，萋萋湖草满湖滨”，“当年传说养鱼池，为问池鱼尚有之”。[18]康熙14年县令储方庆说：“居民乐其有鱼鳖之利，潜泳游行与中”；“鱼龟孳息焉，乡人籍以渔利”[19]卷三；三代帝师寿阳人祁寯藻也赋诗道：“其利蒲苇莲藕鱼，鬻盐者濒湖西居”。这些记述表明自明末成湖始，清源县城的居民就开始从东湖获利：湖中蒲苇草，可用来打绳子；湖中芦苇，可以编凉席；湖中莲藕、鱼鳖，都有经济价值；湖边盐碱地，亦可用来刮土熬盐。东湖的水利经济可谓长盛不衰。仅就鱼藕之利而言，东湖所产“湖鱼”，“其属有鲤、鲫、黄白鳝、石麟鱼、鲇鱼、梭鱼、黄鲊、泥鳅、小紫鱼等类”。[20]卷十时至今日，东湖西岸仍有几处浅浅的沼泽洼地。据当地老人介绍，这些都是废弃了的鱼塘，解放后还一直使用，最近二三十年才逐渐废弃。
东湖之所以能够为当地人带来巨大利益，与其规模不无关系。“东湖在东城内，广居城之半”[21]卷三即是对该湖面积的一个概述。据当地人讲，东湖面积最大时约有六百亩。而现在经过整治的东湖，水面呈长方形，北宽南窄，面积约400亩。湖底呈锅状型，平均水深三米，最深处4.5米，蓄水80万立方米。[22]我们实地采访东湖晨练的老人言：“湖周长约四里，走一圈要三四十分钟。”[23]从明末至今四百多年间，东湖湖面缩小了近1/3。主要原因是白石河水量减少，地下水位下降，泉水消失，东湖失去稳定水源。加之湖周民众利用湿地制盐，蚕食了湖水，遂致面积日渐缩小。[24]
二、泄湖还是保湖：东湖存废之争
与东湖水利相比，东湖水患也是清源县人迫切要解决的一个重大民生问题。“怎样看待东湖，如何治理东湖”是清代当地官员、士绅必须要考虑的问题。在此背景下，东湖的存废与利害取舍就提上了议事日程。
（一）储方庆的泄湖主张
1.“东湖乃清源之一大害”
储方庆，字广期，江苏宜兴人，进士出身，康熙十四年（1676）至十八年任清源知县。他来自南方，见惯了大江大湖，因此对于东湖的精致，他有些不屑一顾，甚至有讥讽之意。他在《东湖记》中言道：“而令长之来宰是邑者，有以西北少泉之美，辄快意于斯湖，以为一隅胜也，遂从而文饰之，为游观之所”。[25]卷十七意即往日就任于此的官员，认为西北地区少有湖泊泉水，故而将此湖作为一处美景来加以赞美。但是在他眼里，这个被众人赞许的东湖美景却充满危险，他说：“傍湖城垣，受水冲激，崩塌无完土；西岸水侵，民居日毁坏。每岁夏秋交，山水暴发于外，湖水泛滥于中，则市无行人，居无燥土，惴惴焉有沉溺忧。”[26]卷十七为此，他得出“东湖乃清源之一大害”的结论。作为父母官，储知县忧心忡忡，感慨万分：“守斯土者见其汪洋浩瀚之势，当戚然以忧，有食不下咽之虑，而又何暇对景留情？”[27]卷十七
2.泄湖方略及其流产
储知县对东湖的忧虑达到了“食不下咽”的地步，担心东湖继续为害县民。在对“湖之本末，考之至晰，筹之至熟”的前提下，他力主发干湖水，堵塞水源，“意欲填之为平涂”。其泄湖方略是：“将用南方之桔槔，尽发湖水于城外，使内水有所去；修西面护城堰障白石水，使外水不得入；然后缮完城郭，整理庐舍，使清邑不至湮”。[28]卷十七应该说，这是一个很有魄力的主张，他以解决东湖水患问题为基本出发点，本着为民除害的原则设计了这套泄湖方案，颇令人赞赏。这一点在储方庆改造白石河的行动中已有体现，“山水改道而南，去城十里许东入汾，喜曰：清邑数十年无水患矣。”[29]卷十七
但是，储方庆的泄湖方略却囿于时势未能顺利实施。在他提出废湖主张后，接连发生的三件事使得他的泄湖设想一拖再拖，并最终流产。据《东湖记》载：“秦陇兵兴，晋阳驻牧，附近州邑之民，日夜辇运刍粟，以供师旅，犹惧不给。凡所经画，悉阻于时会，未可遽行。及平凉归命，晋地稍宁。大中丞又以吏议去官，属邑皆有震色，无暇为久远计。迁延及于戊戌春。吏事稍暇，将申本志，谋塞此湖，而朝命而朝命猝临，亟去兹土。乃使三年中夙夜思虑将为清土计者，不得一开其端，遂委之而去不遽委之而去”。[30]卷十七
此处所言之突发事件，是指以吴三桂为首的三藩之乱。康熙十四年（1675）三月，兰州失守，陕西提督王辅臣叛清后，康熙帝为使他尽快归附，派使招抚。同时，命张勇、孙思克等河西三将攻打其驻地。所谓“平凉归命”中提到的“平凉”，位于今甘肃东部。康熙十四年（1675）九月，王辅臣致书表示，请朝廷派遣有威望的大臣来招抚，才肯投降。康熙帝认为这是王辅臣的缓兵之计，遂命急攻平凉。康熙十五年（1676）五月底，抚远大将军图海奉命至平凉。图海令诸将分路反击擒斩叛军，王辅臣大败而回，急忙遣副将出城乞降。康熙帝于六月初一日颁赦招抚。这一年，陕甘局势转危为安，“晋地稍宁”。三藩叛乱期间，附近各州邑都忙于为军队备粮草，支持朝廷平叛，清源城也不例外，水利建设经费被挪作军费开支，地方财政紧张，故而无法泄湖。
紧接着又发生了第二件事，即“大中丞又以吏议去官”。清代大中丞掌管荐举、弹劾官员的事务。此时，各地方官忙着考核政绩，关系仕途沉浮，也就没有功夫去落实“泄湖”一事了。直至“戊戌春”，也就是康熙十七年（1678），政绩考核的事务甫一结束，储方庆才腾出功夫实施泄湖计划了。此前的1675年，他曾主持修筑白石堤堰，令白石河改道，消除了白石河这一外部隐患，为泄湖已作了充分准备，不能半途而废。
关键时期又发生了第三件事，“朝命猝临”。朝廷敕令在京官员、在外督抚及学政，推荐品行兼优文词卓越的人，不论有无官职，是否秀才，一律到京考试，选拔博学鸿儒，储方庆在被推举之列。[31]对于这个千载难逢的仕进机会，他不能放弃。于是，酝酿三年之久的泄湖方案，尚未来得及开始，就被迫中止了。[32]离职之际，储方庆感慨万分，遂作《东湖记》以待后人留意，“窃恐后之君子，不察斯湖之有害……而事目前之美观，顿忘守土之大计。故敢笔之于篇，以待后之君子。”[33]卷十七但是，此后东湖的历史走势，并未按照他的设想继续下去，泄湖之事遂不了了之。
（二）以祁寯藻为代表的保湖思想
与储方庆对东湖的认识不同的是，东湖形成后数百年间，官僚士绅、文人墨客对东湖多加肯定和赞美。这些溢美之词，遂成为清代以来东湖得以保存的舆论氛围和思想基础。
1.官绅文人对东湖的肯定与赞美
明崇祯四年（1631年），清源文士贡生王象极在《清湖十景诗》序中写道：“从未有以湖名者。余生也晚，每同守一兄朝夕期间，见一碧停渟泓，印山吞月，鱼游鸟翔，草树依依，映带远迩，雨后登楼一眺，空翠无涯，城中有此胜概，殊足佳也！……因即以清湖名之……拈湖之景，略得其十，因以诗表之。”[34]作者以简洁的语句，既描述了东湖的胜景（当时被称为清湖），又表达了自己对东湖的赞美之情。这一点可以从王象极所赋的十首律诗中看出来，这十首律诗分别是湖山、湖月、湖舟、湖楼、湖雨、湖城、湖树、湖草、湖鸟、湖鱼。从文献记载来看，王象极是第一个将“东湖”称为“湖”的文人。
王象极首制清湖诗后，时隔二十八年（1659年），河北内丘人和羹出任清源知县。他在清源旧八景后又增新八景诗，特别将“东湖夜月”置于首位，其诗曰“渚阁三清半有无，波光犹自漾冰壶，何时对影扁舟上，醉倒归筇倩鹤扶。”借东湖之清，喻人生之洁，咏湖也咏人。可见，无论是王象极还是和羹，都将东湖视作一处不可多得的美景来看待。
1850年前后，清代名臣山西寿阳人祁寯藻游览东湖，目睹东湖胜景，写下长诗《清源东湖》，成为有关东湖的价值评判中最具权威和分量的言论。此诗有叙有论，不仅描绘出东湖的如画风景，道尽湖水带给人们的利益，还比较了王象极和储方庆二人对东湖的不同态度：“王曰此湖信可娱，琴书一船酒一壶”，“储则谓湖实膏腴，以山水故成此洿。城垣外噬泉内嘘，意欲填之为平涂。”祁寯藻最后对二人的观点评价说：“王固达矣储岂迂”，意思是王象极是个豁达知理之人，而储方庆则显得有点迂腐了。其诗结尾又有“安得高阁凌空虚，坐我海岳之画图，作诗径欲袖此湖，清景一失难追逋。”表达了祁氏对东湖的好感和肯定。这样，自明末王象极以来，一切有利于东湖的舆论，到了祁寯藻这里就得到最充分最有权威的认定。时至今日，东湖畔晨练的老者仍能信口吟诵民国时期清源县知事续思文的诗句：“城外青山城内湖，荷花万朵柳千株。太汾风景少颜色，唯有清源入画图。”可见，清徐当地人一贯是将东湖视作为一个标志性的景致来传诵的。
比较有关东湖的两种截然对立的观念，还可以发现南方人和北方人对水利的不同态度。与南方相比，北方少有大江大河，降水稀少，因为水少，北方人对水的渴望和精心的使用，便更凸显着水利的价值和北方人对水利的衷情。上至军机大臣，下至普通百姓，人们更愿意把东湖作为一处胜景来保护。在他们眼里，东湖为患的事实尽管存在，但是为了维护这一处在北方不可多得的水域景观，其危害性可以承受甚至是忽略。人们对东湖的这种认同感，遂成为东湖得以持久留存的重要舆论基础。
2.清以来东湖持续为患的现实
尽管自储方庆以后，文献资料中鲜有关于东湖为患的记载，但这并不能说明东湖水患已经消失了。相反，清以来，当地人在享受东湖水利、观赏东湖景致的同时，也承受着频繁发生的水患。据载：“康熙三十二年（1693），三河涨发，水势更猛，地壅泥沙，田禾伤尽，奉旨赈灾”, [35]卷十六此处的三河当为白石河，汾河和潇河。“道光二十四年汾水由东门入城，东街房屋损塌甚多”，“咸丰五年八月三十日白石水冲西门”，“光绪六年八月望日大雨半月，东南沿河村庄水灾”。[36]卷十六延至民国，情形依然。其中，白石河影响最大。由于民国时期资料匮乏，没有明确记载，但是从建国以来的资料中我们可以推测出，白石河、汾河水患不容忽视。
如前所述，白石河、汾河与东湖的关系十分密切，两河一旦发生水患，东湖必定会泛滥成灾。据新修方志记载：1969年7月28日，白石河已成悬河，在仁义桥处高出清徐县城地面38米，河床高出附近地面4、5米。河道决口，县城内进水，大街上可划船。[37]建国后清徐县档案资料中对东湖和白石河为患的事实亦有详细记载：“（东湖）每年必须排放一至二次，否则水面提高，城内街道就要遭受淹没，不仅断绝交通，而城内的机关等都有被水浸塌的可能。”[38] “每到汛期，白石河洪水顺坡而下，致使下游泛滥成灾，一九六九年七月廿七日一次大雨，河水高□□，漫堤而过，淹没了清徐县城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39]这些资料表明，从古至今，东湖可谓利害并存。以储方庆为代表的泄湖思想与以祁寯藻为代表的保护思想，构成了东湖历史上一个颇有意味的话题。在面对湖利与湖患的问题上，为政者究应采取何种策略，是废湖还是存湖，值得深思。不同的选择和观念，可能会形成不同的问题与结果。
三、不同结局：东湖与文湖之时运
东湖存废之争在山西并非特例。古代山西湖泊遍地，大禹治水时代就有“打开灵石口，空出晋阳湖”的传说，《水经注》记载的昭余祁薮更早见于《尔雅·释地》与《周礼·职方》的记载，当时的昭余祁薮“方圆数百里，烟波浩渺”，为华夏九薮之一。秦汉时期，因泥沙淤积，昭余祁薮被分割成众多小湖泊。宋金以来，在自然和人力的共同作用下，渐渐消失无存。古代湖泊历经沧海桑田，其湮废与自然环境的变化密不可分，比如气候、河道、水源和泥沙淤积等，都是人力无法改变的。但是确有不少湖泊，其存废之时运与人们对水利的观念有着莫大的关系。近年来学者们在从事历史区域地理研究的过程中，发现山西汾阳的文湖也同样面临过存废至争。但是，与东湖相比，文湖提供了一个人为废湖毁湖的反面典型。
1．宋金以来三次人为泄湖致使文湖彻底消亡
汾阳文湖最早见载于《水经注》：“文水又南迳兹氏县故城东为东文湖”，是晋中地区兼具蓄洪、灌溉、渔产的一片重要水域，“东西十五里，南北三十里”，水域广阔。自宋金以来，文湖经历了三次人为泄湖事件，清末光绪时已逐渐湮废。宋初，河东路转运使王沿实施首次泄湖后，“人不以为便”，知杂御史刘述请求复湖，熙宁元年（1068）始恢复。然而复湖后的文湖已难达昔日规模，湖面缩小为“东西十五里，南北八里”，[40]卷十二湖域严重萎缩。至金大定年间（1161-1170），文湖周边老百姓觊觎湖田之利，不顾太守傅慎徽的极力反对，再次泄湖，“近者滨湖居民利其耕垦之饶，遂相浚渠引入于汾。太守傅公慎徽常力拒禁阻，后秩满去，终决而注之，遂涸。”[41]卷十二此次泄湖后近二百年间，湖面又有所恢复，至明代已改名称为潴城泺。万历四年（1576），分守冀南道张士佩下令筑渠泄湖，是为文湖历史上的第三次人为泄湖，“凿渠增堰，自泺头起, 迳通河口。渠长九千二百五十步, 阔四丈深五尺, 堰高七尺, 两堰基各阔一丈, 收顶各六尺, 渠高连堰共深一丈二尺。由是数百年淤滞之陂, 一朝通理……计得安好腴田二万二千四百亩有奇。久之, 渠水充积, 犹足以资灌注, 而退滩之余, 又倍利秔麦。”[42]卷六十八此次工程量之大，泄湖之彻底，为历次之最，遂致文湖彻底消亡。
然而，文湖的湮废，却给当地社会造成了深远的危害：灾害频仍，河道频繁迁徙、决溢，汾河中游水系紊乱，湖域村落纷争不断、水案迭增。清代文献记载中的文湖地区，依然是反复发生的水患和洪涝灾害。康熙年间，汾阳知县周超目睹文湖水患，欣然赋记事诗一首，评述文湖兴废的历史：
秋霖淹没郊之东, 嗷嗷中泽鸣哀鸿。蹇骑村行十里许, 百顷一碧腾空濛。
咄哉汾本高凉地, 此何跨下偏伤农。乃忆邑乘知所自, 文湖巨浸原含洪。
近湖村落资灌溉, 明守禁凿汾波通。愚民但窥一时利, 私决无复当时谼。
桑田喜从沧海变, 讵知旱潦年难丰。反资丈勘根实数, 泽潞辽沁籍以充。
医疮剜肉几时已, 蒿目何怪黎民穷。非直膏腴失水利, 低洼十室亦九空。
计画莫若弃地半, 疏沦蓄洩得其中。仍会故流使不竭, 秋禾春麦收全功。
周超用简短的诗句，对宋金以来三次人为泄湖的行为进行了评论，在总结地方官员废湖邀功、愚民短视与废湖的严重后果后，他力主复湖，希望重现当年文湖蓄泄、灌溉之利。然而，废湖容易复湖难。复湖之议长期搁于纸面，未付诸实际行动。及至乾隆年间，鉴于汾河、文峪河持续为患的现实，汾阳知府孙和相重提复湖，亦未见行动。至光绪末期，复湖之议再起，这次是文水、汾阳、平遥三县联合行动，据载：“自乾嘉以来,文湖多湮为田,井庐相望。山潦时涨, 冲突不常, 决而东则灾及文水, 决而南则滨湖诸村悉成泽国, 疾苦垫隘, 无岁不闻。乃议三县合修, 济以库款, 濬故渎之淤滞, 复文湖之潴蓄, 凿渠建闸, 经营岁余, 水始畅行。”[43]卷四十一但是，因湖身久为村落所占,“施功所及, 仅得古昔之三四也。”[44]卷四十一文湖的湮废，正是一次次决策失误和盲目行动的结果。
从清源东湖存续与汾阳文湖消亡这一正一反的事例中，足见人的观念对区域社会生态环境变化所发挥的重要影响力。时至今日，面对波光粼粼的东湖和遍地荒草的文湖神庙遗址，一样湖泊别样命运，能不令人浩叹？
2．兴废由人事，盛衰岂无凭？
就整个中国历史进程和地域范围来讲，毁湖与复湖的争论，古已有之。郦道元《水经注》就记载了汉成帝时翟方进毁湖为田与邓晨废田还湖的事例，对于毁湖的否定与复湖之肯定，态度是相当明确。另据陈桥驿先生的研究，《水经注》记载的湖泊，特别是较大型的湖泊的湮废，普遍发生在宋金时期的晋冀鲁豫诸省。导致这些地区湖泊湮废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毁湖为田，二是黄河决溢改道。[45]其中，人为原因是最为直接和最具危害性的。
无论是从山西还是中国水利发展史来看，自宋金以来，似乎确实存在一个类似于魏丕信所言之水利周期论，即发展-危机-衰退三个阶段。[46]第646页。宋金时代中国水利尤其是北方水利是一个大发展的时期，以王安石变法的成果“农田水利法”为契机，实现了水利的跨越式发展。但是，我们注意到，伴随着宋金时代水利大发展的局面，同样也存在一个水资源环境遭受严重破坏的局面。只不过水利大发展的风头盖过了对水资源环境的破坏，表现为水利大于水害。明清时代则是一个普遍的危机状态，不但继承了宋金水利发展的大好局面，同时也将宋金时代的水害一并继承了下来。从山西水利史的经验来看，我们发现，明清时代的水利效益与规模不仅未能超越宋金，而且有变少减低的趋势。不仅如此，与宋金时代相反，明清时代的水害大于水利，水资源紧张程度亦较之宋金时代有很大的不同。如果说宋金时代北方水资源还算丰富，地方社会主要是迫于人口压力，通过泄湖为田争取更多土地的话，那么明清时代北方水资源则变得紧缺了很多，于是地方社会从过去的“与水争地”，变成了现在的“与地争水”，正因为如此，明清时代以争夺水权即水资源的使用权为中心的水利争讼案件遂频频发生，成为乡村社会的一个突出问题和焦点所在。进入20世纪上半叶以来，传统水利已面临着多重困难和危机，因而处于一个大范围衰退的阶段。
清楚把握中国水利尤其是北方水利发展的这一趋势，汾阳文湖与清源东湖的存废与时运问题就会变得非常容易理解。汾阳文湖的覆灭，恰恰是处于宋金这样一个水资源相对富足的时代，在水多的时代，水就像空气一样，人们可以随意处置，并不觉得有什么浪费，反而觉得水太多了是一种多余和不便。因此，废湖的思想就会占据主导地位。倘若清源东湖也是处于这样一个时代，当也不会免去废湖的命运。但是，恰恰因为清源东湖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水资源相对紧缺、不够多的时代，因而时人对于水的认识和观念，就与宋金时代会大有不同，水不多所以更要保证它的存在，不能随意废弃，因而保湖的思想就会占据主导地位，进而保证了东湖的持久留存。尽管清代也有象储方庆这样持有废湖思想的官员，但其思想根源有二，一是他是南方人，见惯了水多，深知水多了不仅有利而且有害；二是保护民生的思想，从实践层面来看，清以来东湖的存在，在给当地社会带来利益的同时，的确也给地方社会造成了极大的不便甚或是灾难。清源东湖与汾阳文湖，一存一废之间，留给我们的是对于人地关系更为深刻的思考和启迪。
[1] 行龙.水利社会史探源-兼论以水为中心的山西社会[J].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社会科学版).2008.1.
[2] 钱杭.共同体理论视野下的湘湖水利集团-兼论“库域型”水利社会[J].中国科学社会.2008.2.
[3] 陈桥驿.古代鉴湖兴废与山会平原农田水利[J].地理学报.1962.3.
[4] 斯波义信.宋代福建商人的活动及其社会经济背景[A].宋代商业史研究[100].第六章第一节.台北.稻禾出版社.1997.
[5] 森田明.清代的水利与地域社会[M].北京.中国书店.2002.
[6] 王勋祥.清源乡志[M].光绪八年影印本.
[7] 王勋祥.清源乡志[M].光绪八年影印本.
[8] 王勋祥.清源乡志[M].光绪八年影印本.
[9] 王勋祥.清源乡志[M].光绪八年影印本.
[10] 1995年清理东湖淤泥时，发现该阁遗址为坐北朝南，三大间一字排开，县政府于当年在原址上重建两层阁楼一座。传说在“平壤”上还有18眼水井，在2005年东湖水抽干清淤时可见三眼水井的遗迹。
[11] 王勋祥.清源乡志[M].光绪八年影印本.
[12] 王勋祥.清源乡志[M].光绪八年影印本.
[13] 王勋祥.清源乡志[M].光绪八年影印本.
[14] 王勋祥.清源乡志[M].光绪八年影印本.
[15] 清徐县档案馆.清徐县修□东湖抽水站计划[z].档案号:3.
[16] 王勋祥.清源乡志[M].光绪八年影印本.
[17] 王勋祥.清源乡志[M].光绪八年影印本.
[18] 王象极.清湖十景诗[A].杨拴保.清徐古寺庙[100].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8.
[19] 王勋祥.清源乡志[M].光绪八年影印本.
[20] 王勋祥.清源乡志[M].光绪八年影印本.
[21] 王勋祥.清源乡志[M].光绪八年影印本.
[22] 张国宁 张升.太原市志[M].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
[23] 2011年3月18日，清徐县东湖西岸，岳大爷，清徐人，65岁。
[24] 杨拴保.清源古城[M].太原,山西出版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2008.
[25] 王勋祥.清源乡志[M].光绪八年影印本
[26] 王勋祥.清源乡志[M].光绪八年影印本
[27] 王勋祥.清源乡志[M].光绪八年影印本
[28] 王勋祥.清源乡志[M].光绪八年影印本
[29] 王勋祥.清源乡志[M].光绪八年影印本
[30] 王勋祥.清源乡志[M].光绪八年影印本
[31]博学宏词科简称词科，唐开元年间始设，以考拔能文之士。是在科举制度之外，笼络知识分子的一种手段，它不限制秀才举人资格，凡是督抚推荐的，都可以到北京考试，考试合格后便可以任官。
[32]不幸运的是，储方庆虽然参加了考试却并没有入选博学鸿儒。失败后他便专心著书立说，作各体诗千首，皆散佚，文二百篇，刊为《遁庵文集》。
[33] 王勋祥.清源乡志[M].光绪八年影印本
[34] 王象极.清湖十景诗[A].杨拴保.清徐古寺庙[100].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8.
[35] 王勋祥.清源乡志[M].光绪八年影印本.
[36] 王勋祥.清源乡志[M].光绪八年影印本.
[37] 张国宁 张升.太原市志[M].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
[38] 清徐县档案馆.清徐县修□东湖抽水站计划[Z].档案号:3.
[39] 清徐县档案馆.清徐县水利局白石河石匣子水库初步设计[Z].档案号:43.
[40] 方家驹.汾阳县志[M].光绪十年刻本.
[41] 方家驹.汾阳县志[M].光绪十年刻本.
[42] 曾国荃.山西通志[M].光绪十八年刻本.
[43] 曾国荃.山西通志[M].光绪十八年刻本.
[44] 曾国荃.山西通志[M].光绪十八年刻本.
[45] 陈桥驿.我国古代湖泊的湮废及其经验教训[J].历史地理.第二辑.
[46] 魏丕信.水利基础设施管理中的国家干预——以中华帝国晚期的湖北省为例[A]，陈锋主编.明清以来长江流域社会发展史论[100].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