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本文原载《历史地理》第32辑，第29—47页；今文中的6幅地图从略
[提 要] 民国九年（1920年）荣河县城的迁移是一场自明代即已开始的“积渐所致”的环境灾难。围绕荣河迁城而产生的社会对立根本上是一场地理（或称空间）利益之争。迁城之后，新县治迅速成长为民国新型城镇，而老城则在人为拆城与洪涛肆虐的双重打击下快速沉沦为茫茫荒野。1964年河津县城的迁移同样有着十分久远的水患渊源，从明清时期的峪水为灾到民国以降的河、汾为患，水患来源的转变所带来的是水患程度的步步加重。民国以降汾河泥沙量加大导致河床增高终致城市水患加重、1960年代禹门口筑桥工程对河津城所带来的“遥相感应”式的水患效应，是促成河津迁城的两大原因。就迁城行动本身而言，与荣河案例不同的是，河津城的迁移显得寂静而顺遂，始终未见地方社会的反对声音。本文认为，因水患而迁城的现象，本身就是地方社会中的重大事件，务必要重视对事件前因后果的长时段、过程性研究，以揭示其中蕴含的地理的、环境的、社会的、经济的丰富面向。
[关键词] 水患；迁城；地方社会；环境史；长时段
一、引 言
城址迁移问题作为历史城市地理学领域中的重要议题，长期以来积累了大量成果。传统的研究方法多从城址所在的自然环境、交通路线、经济条件、政治环境以及其他历史人文环境等方面入手加以分析，所重视的是城址迁移的宏观背景和客观因素，有学者对此提出了反思，认为这属于“以果论因”式的分析路径，主张在继承以往研究方法的同时，亦应注意分析其中的人以及其他非理性因素，应将迁城作为一种“过程”来看待，以此展现一个多彩的历史。[1]
笔者完全认同上述理念。与乡村相比，城市聚集有更为大量的人口，通常扮演着一定区域内的行政中心、经济中心、文化中心的角色，是一定地域内最为重要的中心地。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城址迁移无疑是地方社会中的重大“事件”。因此，将迁城现象放在一定区域之内、置于长时段的时限之下、作为一种“过程”来看待是合理的，也是必要的。需要强调的是，这里所言之“长时段”并不仅限于布罗代尔所指的“缓慢流逝的、有时几乎静止不动的”[2]地理时间，而意指在一个足够长的时段内来观察与历史事件本身有关联的各种要素，实质上涵盖了布罗代尔所区分的地理时间、社会时间和个人时间[3]。毕竟，某一历史事件的发生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以此观之，大量新的学术议题就会自然被推演出来。以水患迁城为例，诸如城市水患是如何发生的？为患程度如何？地方官民是如何与洪水“顽强”抗争的？城市缘何达到了最终不得不迁移的“临界点”？迁城动议具体是在何时、何种背景下提出的？不同社会群体之间在面对迁城大事时有无博弈、妥协？迁城之后新旧两城各自经历了怎样的兴衰沉浮？凡此种种均成为有必要回答的问题。
历史时期我国存在大量因水患而导致城址迁移的案例[4]，这不独在降水相对丰富、水患多发的华北平原地带大量存在，在缺水易旱的山陕黄土高原亦不缺乏实例。明代以来山西孝义城、河津城、荣河城、陕西汧阳城、安塞城等的迁移均属此类，蒲州城的迁移实际也与水患频发多有关联。学界对水患迁城问题虽有一些研究成果[5]，但以长时段的过程研究理念来进行考察者十分少见。民国九年（1920年）山西荣河县城发生了因水患而迁至他处的事件，1964年与其毗邻的河津县城也因水患而迁。本文尝试以长时段视野下的过程研究理念对两则案例展开探讨，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斧正。
考虑到两则迁城案例皆与黄河有着莫大关联，因此在正式讨论之前，交待黄河在小北干流北段[6]的河道变迁大势是有必要的，而此段黄河河道的变迁可以通过汾河入黄口的变化来判定。这是因为，黄河在小北干流段河道宽阔，河床土质疏松，在水沙和人为作用下，侧蚀、崩岸现象十分严重，从而导致河道的东西摆动，河道东摆就会使汾河入黄口北移，西摆则南移。根据学界的研究，唐代中叶以前，黄河小北干流北段的河道是较为稳定的，汾河一直在今万荣县庙前村北流入黄河，但至唐代中叶时，汾河入黄口就已经北移至今万荣县的南、北甲店村一带。降至明隆庆四年（1570年），再往北移，汾河在河津县西南壶卢滩（约今河津市连伯村之西）汇入黄河，说明黄河河道逐渐东徙。至清代后期，汾河入黄口重又改移到南、北甲店村一带，则此时的黄河河道已明显西摆。自光绪年间始，汾河入黄口复逐渐北移，民国时期依旧如此，至1960年代末，汾河已在今河津与万荣交界处的连伯村一带流入黄河，证明黄河河道重又东摆。1970年代以后，地方政府建成河津黄河堤防和汾河堵串工程，汾河入黄口基本稳定在今万荣县庙前村附近。总之，若从明代论起，直至1970年代，小北干流北段的黄河河道明显以东摆为主。[7]黄河长期偏于山西一侧的结果之一，便是对荣河、河津二城形成巨大的威胁。[8]
1. 大河东侵：明清时期荣河城的洪水灾难
历史上的荣河县即今天万荣县的西半部[9]，荣河老城[10]坐落于黄土谷地之中，海拔仅有353米左右，向西为黄河滩地，地势低平，向东则是沟壑纵横的黄土丘陵，地形突兀。乾隆《荣河县志》称：“东倚嵋坡，西逼黄流，城势东高西低”[11]，《宝鼎沧桑记》称：“东靠土岭西靠滩，上坡如上万仞山”[12]，两条史料对老城一带地貌特征的描述均是十分到位的。老城与周边村镇交通，共有三个大坡：一是高村坡，通往孙吉（今属临猗县）；二是寺坡，通往北杨、坑西、周王；三是庙前坡，经庙前村通往今荣河镇。《宝井村志稿·自然条件》对老城一带的地理特征有更为直观的记录：“村庄处于黄河高台丘陵台地下，村子往东半里，高台边沿的田坡咀、佛爷洞寺、杏坡咀，突兀陡高，高出村庄约有百米。两边罗列着买吉山沟、王四沟、风坡沟。沟的上口面只有十来丈，深却是三十多丈。站在沟底看，蓝天成一线，上到沟沿往下看，头晕目眩”[13]。2013年3月30日笔者自万荣县城经荣河镇到宝井村开展田野调查。车辆经过周王村以后，地势一路下沉，沟壑猛然增多，与周王村以上的地形地貌迥然有别，嘉靖《荣河县志》称：“（荣河县）风景、陵庙、河山、古迹之致，殊绝它邑”[14]，无疑是很切中实际的。老城一带东高西低的地势特征，决定了其在黄河东侵之时极易受到洪水威胁。
有明一代，有明确记载的荣河城首次水患事件发生于正德二年（1507年），是年“河水至城下，圮西北隅”，事后，知县宋纬筑补，止开东南北三门，[15]这显然是为防止黄河洪水自西门入城而为之。实际上，正德、嘉靖年间的黄河河道已经距离荣河城西城墙极近，纂修于嘉靖十七年的《荣河县志》记载这时的荣河城池“西抵河岸，东南北辟三门”[16]，就是黄河逼城态势的反映。由于经常受到黄河的威胁，城内东西两面空阔无居民，至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知县杨灏起筑东西二面短墙，遗空地于外”[17]，这是地方官府为应对黄河水患而缩筑城池的反映。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秋，黄河洪水再至城下，“大水，黄河溢，水至城下”[18]。隆庆四年（1570年）秋，“黄河泛涨，水溢入城”[19]。荣河城的西门因经常受到黄河洪流的威胁而时开时闭。降至崇祯十二年（1639年），知县王心正基于“西城（墙）近河，卤湿易崩”，而“别筑西城（墙）于西门内，弃旧城（墙）于外，周围实八里”。[20]荣河城由先前“周遭九里八步”[21]的规模而缩筑为八里，这无疑是该城变迁史上的重大衰退。明代的荣河民众认为铁人能够起到镇压水灾的效果，曾将祭祀后土时用作顶焚炉之具的宋代铁人移至西门外以镇河，史料记载说：“宋金人，真宗大中时所铸，凡四，旧在萧墙前，人高各六尺，奉祀后土时用为顶焚炉之具，明季县人以河水数涨，惧为患，共言于官，云铁人能压水灾，因移西门外河侧以镇之”。[22]
清代前期，黄河河道在荣河、韩城一带摇摆不定，总体以逐渐东偏为主要趋势。清初，黄河至荣河城的距离尚为二里，至雍正末乾隆时期，黄河距城仅七十步。[23]荣河城的水患依旧十分严重，顺治九年（1652年）就有灾难发生，是年“大雨，河水泛溢，汾自双营西入于黄河，人被冲去，有至三门不死者”[24]。康熙元年（1662年），整个黄河中下游发生史上罕见的严重洪灾，[25]荣河城也未幸免。持续四十余日的特大降雨使黄河猛涨，对荣河城造成严重破坏，史料记载：“康熙元年七月，雨，至九月初方止，城中井溢，平地泉涌，城垣庐舍塌毁甚多”[26]，荣河知县张锡文耗费三个月方将水灾后的残垣败垒修缮完毕[27]。此次水灾现象中的“平地涌泉”四字值得重视，说明此时荣河城内发生了严重的内涝，笔者认为，这是由于城内外的地势高差造成的城内地下水被挤压上涌所致，而黄河泥沙长期在荣河城西墙外侧不断淤积，正是导致这种地势高差的重要原因。及至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再次发生河水入城为灾的严重事件。关于此次水灾，在《宝鼎沧桑记》中记载有这样一则故事：“据传说清乾隆四十八年河水进过一次城，西门口有一老人名字叫漫窗，因当水进城正好是他降生的时候，故立此名，以记其事”。[28]大水“漫窗”，可见当时洪水之浩大。从其他史料记载来看，这则传说并非毫无依据。光绪《荣河县志》载称：“（乾隆）四十八年九月十三日，河水涨溢，抵东西两崖者三昼夜，入城，漂没民居、县署，几为泽国”[29]；另一则史料载：“乾隆四十八年，河溢入城，高数尺许，（潘功）政开楼房，争登者百余人，中有老妇，家尽溺死，政怜之，留养年余”[30]。两则方志文献将灾难发生时城内的危急态势及受创之惨鲜明地刻画出来，而《宝鼎沧桑记》中的故事也似乎并无夸大之嫌了。仅四年之后的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河水入城的事件又一次发生，滔滔洪流将城内的城隍庙冲塌，知县杨湘不得不下令重修。[31]至嘉庆、道光、咸丰三朝，黄河河道以偏西流向为主，荣河城并未见严重的水患记载。但至光绪时期，黄河再次向东泛滥，“有时大河就靠近西城墙流，时有进城的危险”[32]。光绪三十年（1904年）时，河水终于再次冲入城内[33]，位于城西的演武场大约就是在此时被迫改移至城北高阜处的[34]。清代末期，荣河城的命运可谓已经不绝如线，为维持其治所功能，全县民众常被发动起来修补城墙、修理护城堤，耗费之人力、物力、财力无疑是惊人的。《宝鼎沧桑记》对此记载说：
每年一到汛期，经常派人修补城墙；一到农闲季节，由县上派全县民工修堤。修堤时，离城墙两丈远下木竿，用竹编织成篱笆，内用土填实，以防冲刷；到危急时，县里把河里的船只全部扣留靠着城根，以保护城墙。[35]
2. 官绅博弈：民国初年的移城斗争
进入民国时期，频繁水患打击之下的荣河城内已是沼泽广布、积水成片的忧人景况。城内官民建筑受积水影响，浸塌损毁严重。以孔庙为例，民国初年的人士记载说：
荣邑旧治（即荣河老城——笔者注）有孔庙，数百年矣。惜城垣滨临黄河，屡被水患，殿宇浸于潦水，门庑全行倾圮，平日萧条满目，无以见地方之文化。丁祭拜跪无地，何以申官绅之捆诚，此虽积久使然，实亦有土者之羞也。[36]
作为中国传统城市中最为重要的礼仪空间，荣河孔庙的窘况让人尴尬。而这无疑仅是民国初年荣河城市水患后果的缩影而已。由于这时黄河东侵的趋势更为明显，河水对城内地下水的挤压效应日益严重，这造成了城内饮用水质的下降，民众日常生活用水出现紧张，潘子平回忆说：“赶到民国初年，河水靠城，使城内的井大部变为咸水”。[37]总之，降至民国初年的荣河城，已经很难继续发挥其应有的县治功能了。
在上述情势之下，荣河迁城之议遂生，民国《荣河县志》对迁移过程有较为翔实的记载，现全录于下：
民国以来，大河东侵，（荣河城）屡遭河患，修不胜修。邑绅潘亲礼等建议于临时县议会招集各机关人员及城乡士绅会议，咨请县知事秦汝梅转呈上宪，旋蒙核准，以为张皇补苴，权宜一时，不若图谋迁徙，一劳永逸。嗣经张知事鸾诏、程知事桂芬先后呈准。迨民国七年知事陈启绪会同道委集绅计画成书，呈奉省宪核准。由解省地丁项下截留三分之一作为建筑费，并指定迁移地点为北乡冯村。九年，知事曾广钦莅任，又奉省批准拨给洋二万九千元以资应用，不足之数由阖县人民摊款补助。是年十二月二日随即携带印信、文卷，率同掾属及各机关人员星夜移徙……，改旧城为宝鼎镇。[38]
上引文交代了移城的缘起、过程和费用来源等内容，从中可知荣河城的迁移前后经历数年时间，数任县知事和部分士绅均参与其中，迁城费用浩大，在省府支持、县民摊派的情况下，方才足用。仔细分析起来，引文中有四处内容值得注意。其一是士绅的作用不容忽视，尤其是移城动议的最先提出者潘亲礼。在新修《万荣县志》中对其有简要介绍：
潘亲礼，字敬亭，清光绪十五年举人，（光绪）二十七年荣河灾情严重，聘他帮办赈务，事事秉公。家中十余口，日不举火，未曾挪用丝毫公款。又建议督修河堤，消除城内积水，数千户均获安全。后主讲永济、河津书院。[39]
可见潘氏是有相当威望的地方士绅，其在荣河诸多“公共事务”诸如办赈、修堤中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力，往往也是地方民意的代表者。其首倡迁城，可以认为迁城久已在荣河地方具备了较为广泛的民意基础。
第二处应加以注意的是荣河新县治的所在地“北乡冯村”。从引文来看，这一地点系官方“指定”。那么，冯村究竟有着怎样的优势能够入了官方的“法眼”呢？分析来看，相对旧治，冯村具备地势、交通、经济等多方面优势。首先，冯村地势高亢。在笔者对宝井村87岁的潘世贤老人进行访谈时曾专门提及该问题，其言，当地百姓多称老城一带为“坡地里”，而称冯村一带为“坡上”；同时冯村地形平坦，土地、用水等均优于老城。[40]地势方面的特点，可以使冯村避免像老城那样频遭黄河洪水威胁的事态发生。[41]其次，冯村地处交通要冲，与周边联系颇为便捷。在明代，冯村就是官方铺递系统中的一站，是县境北部重要的交通节点，嘉靖《荣河县志》载：
总铺在县治东街北，周王铺在县东北十里，冯村铺在县东北二十里，杨蓬铺在县东北三十里，薛嵇铺在县东北四十里，接河津县街村铺。[42]
可以看出，欲自荣河老城东北赴河津县，冯村是大道必经之地。这一态势至清代沿而不改[43]，降至民国初年当然也不会有改动的理由。其三，冯村很早就是县境北乡的经济中心地。明嘉靖年间，荣河县境有6处镇市，冯村为其一，且明代以前就已存在，嘉靖《荣河县志》对此记载说：
在城市，正德年间创立，冯村市在城东北二十里，薛嵇庄市在县北四十里，孙吉镇市在县东南二十里，已上俱古有之。西李市在城东南二十里，庙前市在城北十里，俱嘉靖初年创立，今存。[44]
至清乾隆年间，县境市镇增至11处，冯村仍在其列，乾隆《荣河县志》载：
城市在南北街口。王显镇、李庄集、谢村集，以上东乡。孙吉镇，在南乡。庙前镇、永安营、双营镇、张村集、薛稽镇、冯村镇，以上北乡。[45]
可见这时的冯村已称“冯村镇”了，聚落规模和重要性显然有了进一步提升。再者，冯村虽然位处县境北乡，但在整个荣河县境，其地理区位仍然是相对居中，有利于官方有效开展行政管理与社会控制。
第三处值得注意的是在荣河迁城过程中作用最大的曾广钦其人。曾氏字子敬，河南许昌人，民国时期曾在山西平顺、荣河、洪洞、绛县等地任县知事，颇有政声，志书评价其在荣河任上的事迹说：“时值荣（河）、（河）津、韩（城）三县滩地案起，公躬履巨艰，坚忍果毅，昼夜擘画，文电交驰，历时更岁，卒以‘晋六秦四’协定合约，民赖以安。又以荣河旧城沦于河水，呈请上峰拨款另筑新城于今治，并建设孔庙、关岳庙、公署及各机关，任劳任怨，不愧干济之材云”[46]。笔者于2013年3月30日在宝井村对87岁的潘世贤老人进行访谈，他对曾广钦的事迹颇有耳闻，评价其“断案如神，为政清廉”[47]，可知曾氏在官方和民间有着良好口碑。
第四处应特别留意的是“星夜移徙”四字。迁城既是省府同意之事，为何要选择在子夜时分，当时已是十二月二日，正是隆冬季节，黄河久已结冰，河水不可能在此刻对城池造成巨大威胁。笔者认为，迁城作为地方大事，必然牵涉多方利益，曾广钦选择在星夜迁城，当是基于此方面的考量，而方志所代表的官方立场很可能刻意回避了移城之时地方社会的复杂纠葛，而仅以“星夜移徙”四字一笔带过。《宝鼎沧桑记》中记载的围绕移城而发生的官绅斗争事件印证了笔者的上述推测。原文载：
在移城消息传出以后，立即遭到全城及东南乡一带群众的反对。当时南乡以安昌村梁宗耀为首，东南乡以杨林庄傅守德为首，发动南半县的绅民阻挡。在拆衙门及庙宇时，就有好几百群众当场阻拦，赶走了县署所派的劳力和马车，与此同时又派人赴省上去申诉。但是，县长曾广钦的手段十分厉害。他知梁宗耀吸大烟，借机派了一名巡官带领兵役前去抓烟灯，在该家搜查时发现一支没有枪证的手枪（该枪是富户为保家买的），真是如获连城之宝，比搜出烟具强得多，遂把人及枪带到衙署，立即升堂，以恫吓的手段威胁说：“梁宗耀，我写一张公文上报，以‘勾结陕匪私藏枪支’八个字，要得了你的命么？”梁宗耀十分害怕，在大堂叩头乞命。曾广钦见梁宗耀已经屈服，又用了假施仁政的手段，假惺惺地说：“此事我再详细调查，你暂时讨保回家，安分守己，不要再支闲事。”这一下便把此人拿到马下，再不敢出头了。剩下傅守德无懈可击，遂给省上撒谎说：“傅守德是个疯子，胡言乱语，煽动群众，捣乱移城大事。”最后省上把南乡人民的诉状置之度外，县长又派公安局士兵，带领民工拆房，群众因无人领头，就把迁城的一场风波熄灭了。[48]
引文中涉及到两类反对迁城的地域群体，一是老城民众，一系南半县百姓，梁宗耀与傅守德为南半县绅民的带头者。关于梁宗耀其人，笔者在其他史料中尚未发现该人信息；而傅守德之生平是有不少文献记载的。民国《荣河县志》记载傅氏说：“傅守德，字叙九，号次山，杨林庄人，精医术，曾充陆军军医官，现年老家居，邻村来请，虽严寒炎暑必往，又好善事，恒备丹丸散给于人，不索其值，著有《保赤登寿集》一书行世”。[49]志书中的傅守德是在地方上声誉颇佳的名医，所著《保赤登寿集》成书于1928年，书中将小儿疾病论治编为歌诀，并作详细注解，书末列汤散方剂，多系傅氏长年从医的经验之方。[50]除医术高明之外，傅守德还长期充任山西省议会议员，是荣河县内五位省议员之一，同时还是县议会议员；[51]民国二十年（1931年）荣河、河津、韩城三县在解决黄河滩地纠纷时，傅守德是参与三县庙前镇会议的荣河四位绅士代表之一。[52]可以看出，傅守德作为荣河县颇有影响力的士绅领袖的身份是毫无疑问的。虽然《宝鼎沧桑记》一书并未交代荣河老城及南半县群众反对迁城的具体理由，但可以肯定的是，县城若迁至北乡冯村，老城从此将丧失县内“首善之区”的地位，由“城民”降为“乡民”，先前享有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资源将被大为剥夺；另一方面，县城如若迁移北乡冯村，南半县与新县城之间的距离势必变得更为辽远，这对于沟壑纵横、交通不便的黄土高原地带而言，南半县民众城乡交往的投入成本必然大为增加。这些无疑是老城及南半县绅民反对迁城的重要理由。就代表国家利益的曾广钦一方而言，作为一县之长的他只能以服从省府决议为转移。虽然迁城方案牺牲了老城及南半县民众的利益，但在曾广钦的强力干预之下，荣河县城最终实现了由老城到冯村的迁移。
3. 兴衰有时：新城之建与旧治之衰
民国九年（1920年）十二月二日，曾广钦携带印信星夜移徙冯村，明年遂开始荣河新城的营建工程，在经费见绌的情况下，为节省开支，地方官员决定采取拆老城以建新城的方式。史料记载说：
拆毁旧县署所有之砖瓦、木石暨一切官有公有之西督捕厅、东城守营、贡院、文庙、城隍庙，而益以临时购置之材料，建为新式县政府及各机关。[53]
这种拆旧立新的筑城模式成为治所迁移后对荣河老城的第一重打击，城内大部分公有建筑随之快速圮废、消失。譬如学宫，原位于老城东南，建于金元之世，“民国十年县城迁移，学宫亦遂圮”[54]；又如考院，“在旧城文庙西，今圮”[55]。民国《荣河县志》记载学宫、考院被拆之后的景况说：
民国十年县城迁移时，将各祠、各署所存木石移载新城，另为公用，而旧城之考院、学署鞠为茂草，观之不胜沧桑之感云。[56]
再如城隍庙，位于老城之崇教坊，建于明天顺六年，“城迁移后拆毁”[57]。又如常平仓，原在老城内东城墙附近，移城之初，该仓尚在，民国十八年时被拆毁后移建新城，史料言及此事说：“今县城改建而仓廒空留彼处，不特官府监管势所难及，而且地处西陲，运输亦多不便，不如以工代赈移建新城，使劳动傭力之人皆得仰食，于公一举两便”。[58]
潘子平所撰《宝鼎沧桑记》一书在记述老城建筑时，对当时拆旧城以建新城的过程有着更为翔实的交代，与方志资料恰能相互印证，现缕述如下。县公署，位于东街之中，坐北向南，共计全长55丈5，宽13丈；西督捕厅，在县署西隅，建筑面积略次于县署，共长12丈，宽6丈；监狱，在督捕厅之后，长6丈5，宽5丈，“以上三处，在迁移城时，被全部拆走”。[59]常平仓，位于东门内向北的最高点，坐北向南，全址共长21丈，宽8丈5尺，“县移走后，这里成了一座空仓，随后成为驻扎守河防的陆军营房，所以移城时未拆。到1929年边防陆军不断叛变，并打死连长携带枪支逃往陕西山中当土匪，因此沿河一带暂不驻陆军。到1930年县上派人全部拆移冯村了”。[60]禹王庙，“移城时全部拆掉”[61]；关帝庙，“在移城时，因此庙为小学占用，只拆去戏台、献殿、春秋楼，下余给学校留下”[62]；考院，位于娘娘庙之东，长45丈，宽4丈5， “移城时全部拆了，到冯村盖成高小学校”[63]；教谕署，位于考院东面，“移城时全部拆了”[64]；文庙，位于考院东面，长35丈，宽8丈，“移城时全部拆光”[65]。
我们可以想象，民国十年以后营建荣河新城时，在从老城经庙前村、周王村，通往冯村的交通大道上，载有拆自老城的砖瓦木石的车辆来往穿梭、民工络绎喧闹的场景，这恰是两座城市我兴尔衰的关键时刻！
比人为拆城更为严重的是，由于这时的黄河河道仍以东摆为主，导致河水屡次进城肆虐，黄河之患由此成为对老城的第二重打击。治所迁移之后的第三年，即民国十二年（1923年）的六月，黄河洪流入城为灾，对城区造成重大破坏，史料载：“河水涨入旧城，房屋倒塌无算，居民乘船载物奔坡上”[66]。潘子平回忆此次大水说：“民国十二年六月十二日凌晨，河水冲进城内，瞬间成为汪洋大海，房屋倒塌近半，所幸者天已黎明，鼓楼上钟声不断，故未曾死人，此乃不幸中之大幸也”。[67]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黄河中游发生历史罕见大洪水，强降雨导致黄河暴涨，荣河老城再遭洪涛破坏，史料记载：“民国二十二年，……河涨，溢至旧城东门底”[68]，可见洪水从西门穿城而入直至东门，在城内扫荡一遍。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河水又一次冲入城内，“这次还下雨，以后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农户及商民，全部迁往城外”[69]。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六月二十七日，河水猛涨，“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水灾，水高与城内未拆的吕祖庙房檐相齐，水深一丈有余，把南关全部淹没”。[70]
因黄河长期在荣河老城内外肆虐，城外地势变得愈来愈高，城内地下水位抬升明显，使得城内沼泽化现象更趋严重。潘世贤老人回忆说：“当时井水在城里经常往上泛”[71]。今临猗县孙吉镇大王庄人（民国时属荣河县）丁自立在回忆民国时期的荣河老城时说：“我家是干旱的高原地区，吃水非常困难，而老城地势很低，加之县城衙门移走后，地下都是坑坑洼洼，积存的水一片又一片，水中还有鸭子，自由自在地游来游去，对我这个从旱原上来的人，第一个深刻印象，就是特别羡慕这里的水”。[72]
为躲避洪水，老城之内的百姓在每遭一次严重水患之后，就陆续向城外搬迁，人们在东门外的高阜处安家落户，逐渐形成今天的龙井、宝井、金井三个行政村，实际上三村首尾相接，绵延达六、七里。潘子平称荣河老城的蜕变过程说：“在三十年间（1911—1941年）之内由繁荣之城镇几度变为湖泊，由湖泊变为废墟，又由废墟变为良田”[73]。其有感于黄河对老城兴衰的决定性影响，作对联曰：“黄害屡侵宝鼎镇实难保鼎，沧桑几变荣河城真能容河”[74]，这幅对联是很切中荣河老城快速沉沦的实际的！
在荣河旧治快速沉沦的同时，是另一座荣河新城的拔地而起。民国九年底县治移徙冯村之后，因无办公地点，只得暂借村内后土庙为县公署，警察所及其它各机关均借庙宇而居。民国十年正式开始新城的营建工程，购置民田，划分段落，按丁拨夫，按粮摊款。荣河新城经过十余年的建设，至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时，已是公署、学校、庙宇及各种公共设施——如民众图书馆、公共体育场、公共市场、新民工厂、民生工厂、民众教育馆、公园——齐备的民国新型城镇。[75]新城之建还充分吸取老城易受水患威胁的教训，对城市防洪与排水十分重视。史料记载说：“曾知事广钦惧城内居民并房舍遭水患，故于城墙外之周围凿修海壕以泄其势；又于近城处督修水道，延长数里，导水渐流于沟而入于河，用意甚是”[76]。新建的关帝庙位于新城西门内路北，民国十二年（1923年）被水冲毁，其后县知事郭象蒙曾加以补修，但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时又罹水患，县知事范茂松再次重修，同时担心西门一带的街衢之水无所归宿，遂在关帝庙以南“复凿一池”、“池面积三亩”，此后“大雨如注者再，水不为患”。[77]
今天政区意义上的河津市域地处黄、汾两河的交汇处，北部为吕梁山脉，向南有三级台地，整个市域在宏观上表现为北高南低的倾斜态势。我们要探讨的河津老城坐落于今河津市区的西南隅，城北一里的地方矗立着一座名为“卧麟岗”的山体，城南数里内外即是东西流向的汾水主流，河津老城因着地势的约束亦呈现出北高南低的态势。追溯起来，实际上这座河津城是迟至元代皇庆年间（1312—1313年）方由它处迁移到这卧麟岗与汾水之间的，城周3里有余，开东、西、南三门。[78]自元皇庆年间立城于此，直至1964年再次迁移，这座河津城延续了650余年的时间，而1960年代迁城的直接原因正是因为水患的威胁。
1. 峪水为灾：明清时期河津城的水患主象
卧麟岗下这座河津老城的水患记录自明代就已开始，水患来源有北山沟峪之水与南部汾河之水两类。比较来看，在明清时期，北山沟峪洪水对河津城的威胁更大一些。当初建城时之所以不辟北门，无疑就有防范北部山洪入城为灾的考量。针对峪水为灾的现象，明代隆庆年间（1567—1572年）地方官府即修筑起护城水堤，史料记载：“隆庆间县令李成栋、张汝乾先后修葺，筑护城水堤”[79]。但日后因没有良好的堤防维护措施，护城堤损毁严重，县城遂“屡被水患”[80]，虽然史料并未交代北山峪水为害城池的具体时间、次数和灾情，但一个“屡”字无疑已明确揭示出峪水为灾的频繁程度。
降至清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河津知县黄鹤龄经过一番深入的地形考察，于城北修建起超迈前代的护城堤防，同时开凿顺水壕沟，以使北山洪水远离城池，史料载称：
乾隆二十八年，县令黄鹤龄相度形势，于城北三郎沟、鞍子岭等处，坚筑堤防，俱甃以砖，开浚顺城长壕，疏通渠道，引北山暴涨之水下达于汾，附城居民始有宁宇。[81]
引文中的“三郎沟”位于城北卧麟岗的西部，乃是该岗上最大的一条沟峪，分布于今真武庙东西两侧，全长逾2公里，此沟沟长面宽，面积约1.5平方公里，倘若出现30年一遇的暴雨，沟内之水咆哮而下，河津城即有被冲击的危险。[82]黄鹤龄针对三郎沟的洪水威胁，在城外西北陲修筑堤坝，截三郎沟南流之水向东，并沿北城墙修水渠，使沟水流到城东北角再拐向南，顺着较为低平的东城墙外侧而下，流入汾河。上引文中的“鞍子岭”是卧麟岗东侧的突兀山岭，于此处修筑堤防则是出于防范卧麟岗东部各沟之水对县城的威胁。大堤截各沟南下之水向东，通过开挖深渠，引水从觉城寺东侧向南流去，使洪水安全流入汾河。[83]黄鹤龄从河津城区一带的地势高下特征出发，采取“堵”、“疏”结合的手段，筑堤开壕，将沟峪之水与汾河河道相勾连，无疑是科学、可取的城市防洪举措。
相较之下，明清时期汾河洪水对河津老城的影响就要轻微不少。有记载的明清时期汾河威胁河津城的事件共三次，全集中于清代。记载如下：
（顺治）八年，汾河水溢，涌至南门外，高数尺，数日始平。[84]
（乾隆）四十年汾河水溢，近城，高数尺，次日平。[85]
（同治）二年，河水绕县城。[86]
从上述记载来看，汾河虽然涨溢至城池附近，但由于当时汾河河道低于河津城，洪水很快退去，并未产生冲破城门的现象。
由于明清时期北山沟峪之水常有冲入城内的现象发生，久而久之遂在城内低洼地带形成面积可观的水域，这在光绪《河津县志》的城池图中就有体现。[87]现在追溯起来，当时城内主要有四处大型水体，一是城内东北隅的“碱池”，二为东城墙内的莲花池，三是小门南巷南侧的南巷池，四是城内西南隅的西南池。这四处洪水适应性水体景观在城区百姓的日常生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譬如碱池，旱季时面积为1500平方米，雨季可达2000平方米，池中生有芦苇，身高杆粗，城区百姓有用之做炕席者；该水体因碱性较大，去污能力强，故常有农妇在此洗衣；元宵节城北村有“冻冰山”习俗，必用此池之水，因水质碱性大，所冻冰山闪闪发亮，“城北冰山”因之远近闻名。[88]东城墙内的莲花池，面积约17000平方米左右，是四处水体中面积最大者，以产莲花闻名，光绪以前，池中莲、水下藕，誉满全城，清代时常有民众在此放荷灯，衍生出“灯碰莲花”的习俗，这里水质优良，风景优美，是城区百姓游泳、避暑、赏景的所在。[89]南巷池主体面积约7000平方米，风景优美。[90]西南池主体面积约2000平方米，池小水深，民众建龙王庙以镇水，防止池水盛涨。[91]
2. 河汾为患：民国以降河津城市水患的加重
民国以来，河津城出现了两种新的水患现象，一是汾河害城的现象日趋频繁，二是城内积水现象愈加严重。而这两种现象的产生均与汾河水文条件的变化有着莫大关联。
进入民国时期，汾河含沙量有逐渐增加的趋势，这从汾河干流最下游的水文站河津站自1934年以来的实测水文数据即可明了。参见下表：
|
年 份 |
实测年输沙量 均值（万吨） |
阶段最大输沙量 |
阶段最小输沙量 |
实测年径流量均值（亿立方米） |
||
|
最大 输沙量 |
出现 年份 |
最小 输沙量 |
出现 年份 |
|||
|
1934—1939 |
4380 |
7900 |
1938 |
1840 |
1936 |
14.7 |
|
1940—1949 |
5160 |
12100 |
1949 |
1570 |
1947 |
16.1 |
|
1950—1959 |
6990 |
13700 |
1958 |
940 |
1952 |
17.6 |
|
1960—1969 |
3440 |
6500 |
1964 |
840 |
1965 |
17.9 |
|
1970—1979 |
1910 |
5160 |
1977 |
181 |
1972 |
10.4 |
资料来源：山西省水利厅编纂：《汾河志》，山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6页。
分析上表可以发现，自1934至1959年的20余年间，河津水文站测得的汾河泥沙量明显表现出逐步增加的态势，而1960年代以后却出现了迅速下降，原因在于从1950年代后期开始，河津以上的汾河干、支流上兴建起大量规模不等的水库等水利工程，人造大坝将大量泥沙拦截，因此1960年代以后河津水文站汾河含沙量的下降并不能说明汾河水文条件的改善。汾河含沙量增加的直接后果是大量泥沙沉淀于河道两侧。由于1975年以前汾河河津段的河道形态极为弯曲[92]，阻滞了水流速度，这进一步加速了泥沙沉积，长期如此，河津一带的汾河河床遂不断增高。实际上，早在1930年代时汾河河津段的地势已经形成了高于河津老城的危险态势，有文献对此记载说：
进入20世纪以后，我省森林资源不断遭到破坏，水土流失更加严重，……我市地处汾河最下游，它像重车搬运泥土一样，把上游、中游的大量泥沙都倾倒在我市河滩地里。据测估：遇到特大洪水时，汾水淤漫一次，河滩增高10—20公分。这样累年淤漫，累年增高，到20世纪30年代，滩地已经高出老城许多，以至于最后出现远滩高于近滩，近滩高出城内，形成倒倾斜局面。[93]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汾河流域遇到较大降雨，洪水溢出河槽，就极有可能对河津城造成大的破坏。
1930至1933年间河津城就遭到汾河的严重威胁，《河津老城》一书的主编孙茂法先生在接受笔者的访谈时说：“民国以前，人们并不把汾河放到眼里，如果黄河不涨的话，汾河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但时间到了1930—1933年的四年期间，汾河连续暴涨三次，有一次水患严重到什么程度呢？老城南关的水齐胸深。为了防止大水进城，就把南城门关住了，因为老城南边低、北边高，这时南关人都不敢在家中住了，都跑到亲戚朋友家里面住”。[94]为了防止汾河洪水冲击河津城，1933年4月至7月间河津县长白佩华动员县内民工在河津城南侧兴建护城堤，全长约1700—1800米，由东堤、西堤、南堤三部分连接而成。[95]护城堤的修筑有效保护了南关及城区的安全。明清以迄民国，河津护城堤防由城北到城南的空间位移，形象地揭示出城市所受水患来源的重大变化。
1933年筑起的护城堤防虽然有效阻挡了汾河洪涛，但由于汾河河床依然在日益淤高，对城区及南关一带的地下水形成挤压效应，本已很浅的地下水位被不断抬升，致使城内的沼泽化与积水现象日趋严重。1930年代县长白佩华为排除城内积水曾采取过一些措施，他“把城内南半部三池（即莲花池、南巷池、西南池——笔者注）连通起来，并购买一台抽水机安装在西南池边，抽排城内各池之水”[96]。但是没过多久，抽水机因发生故障而弃用，因而只能用人工排水，对此孙茂法先生在接受笔者访谈时说：
过了一段时间，机器坏了，然后就用人工排水，排了十几天，反而越排水越大；因为城内池水中有泉水了，它们（与汾河）是相通的，过去降雨之后，水会渗到地下，到这时，就渗不下去了，城里的积水就越来越多。下雨以后的严重情况，我小的时候（的事情）现在还记得，城里水浅的地方，人用砖垫着走，水深的地方，把（家里的）大门板弄下来，当小船用，家里面的炕已经不能睡了，在炕上面搭床睡觉，有些人就躲到亲戚家睡觉去了。[97]
由此可见民国时期城内积水的严重程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汾河为患与城内积水现象更为严重。1954年7月，汾河暴涨，洪水涌至护城堤边，水面距堤顶不足1米。由于水势凶猛，将老城西南角堤坝上冲开一道缺口，形势岌岌可危。幸亏河津中学百余名学生手提筐抬，昼夜不停奋战20多个小时，在堤坝内另筑新堤以阻挡洪水，才避免了一场更大的灾难。[98]1958年7月中旬，连日暴雨，黄河与汾河同时暴涨，强度超过1954年。当时的报纸载称：“黄河涨至八千五百个流量，汾河涨至二千二百四十个流量，黄河大涨，汾河倒流，洪水遍地”[99]，这大大加重了河津城市水患情势。《东关村志》记载此次大水对城内的破坏时说：“城内雨水排不出去，南半部民房泡于水中数日，人们出门只好趟水而行。那时，破烂民宅早已墙倒屋塌，家里许多物品轻的漂浮水上，重的沉于水中。……天长日久，腰酸腿疼，疾病缠身，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受到严重威胁”[100]。此时的河津城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水灾考验。
特别需要强调的是，1960年禹门口黄河铁路大桥的修建也对河津城市水患的发生、加重有重要影响，可以说，此次筑桥工程对河津城在1964年最终迁移造成了“最后一击”。这种“遥相感应”式的连锁反应尤其值得探讨。
黄河小北干流北端起始处禹门口的西侧有一山口，名曰骆驼颈（亦称骆驼巷），上口宽80米，下口宽50米，当流量在每秒2000立方米以上时，可分流黄河主河道之水1/10以上。1960年，铁道部在禹门口修筑侯（马）西（安）铁路铁桥，将此口堵截断流，堵合部分修挑水土坝一段，长约200米，顶宽4.5米，与禹门口右岸石岛相连，同时将禹门口东侧的石咀炸掉2—3米。这一堵一炸使黄河奔出禹门口后，改变了流势，由原南偏东35度变为南偏东80度，使主流东倒，冲击东岸的清涧湾，严重威胁到汾河。[101]1963年，小北干流上段向东移徙，汾河入黄口上移至河津县连伯村一带。[102]这导致汾河河津老城段的泥沙加速淤积，城内沼泽化态势更为严重。新修《河津县志》记载1956年至1963年城区水患情势时说：
1956年后由于黄河淤泥加厚，汾河下泄不畅，地下水位升高，城内水面上升为26.8万平方米，居住面积下降到10.4万平方米，……至1963年，多数院内常年积水，墙壁碱湿高达2-3米，整个县城已无法继续使用。[103]
1964年8月中旬，黄河暴涨，龙门水文站实测流量达每秒17300立方米，洪峰出禹门口之后，顶冲东岸，夺汾河口，使汾河出现倒灌15华里、淹地1.5万亩的严重灾害，同时，冲毁连伯滩9万亩，使大片良田毁于一旦。[104]新修《山西通志·水利志》记载说：“自1960年炸掉黄河禹门口东侧石咀后，黄河夺汾于河津湖潮村，倒灌汾河于马家村，仅1964年一场洪水就使河津老城处汾河滩淤高2.08米”[105]。毋庸讳言，这时河津城内沼泽化之严重程度是可想而知的。1964年10月河津县城最终迁至新址。
3. 避水而迁：水患重压下的无奈之选
河津城的新老更替，同样经历了一个较为长期的过程，但与荣河城不同的是，在人口迁移方面，河津城表现出民众移徙先于政府机关的特点。
早在1930—1940年代，城内即有民户因水患而迁往外地。譬如，这一时段内城内积水现象开始严重起来，南巷池涨水明显，该池北侧的小门南巷受到积水很大影响，其中的“一巷人家几乎全被此池的涨水赶走，稀稀落落只剩下几家人，围在水中，成为水中人家”。[106]降至1952—1955年，城内又有5户人家先后从后街、火巷和小门巷迁到二义庙附近（今属东关村）。[107]当时因为均是个人出资购买房基地，只有家庭经济条件较好者方有能力迁出另建新房，所以迁出者不多。[108]1955—1958年，再有26户迁出，仍然落户二义庙附近，成为今东关村民，迁徙户的宅基地亦是自购。[109]1958—1961年，约70户居民自城内迁出，落户于今紫金街以西。[110]之所以这一阶段迁出人数较多，与当时的政治大背景有关，孙茂法先生受访时说，因1958年成立了人民公社，宅基地由社里统一划分，民众无需自己出资，遂有大量百姓迁出。[111]1963—1964年，地处老城东北部的后街与南关居民约100户迁居今紫金街以东、机械厂以西地段；与此同时，老城另有一部分群众迁至九龙岗下，形成城关大队。[112]此外，1964年时，城关一带另有124户迁至县内地旷人稀的郭庄、北张吴、史恩庄等村。[113]至此，老城居民除今杨家巷尚存之外，其余居户房毁人迁，仅存部分残垣断壁，放眼望去，满目萧条。
河津县委、县政府迁建新县城的决定是在1963年7月作出的。随后经过一番勘察，选择了东庄村东北、辛封村北、城北村东三个地方，按照“地势要高、位置适中、水源充足、有发展前途”等原则，最后选定城北村东为新城址。此地位于县境地理中心位置，地势高出汾河水面10—20米，可以有效躲避水患，地势平坦、交通便利，且水源充足，总面积约5000余亩。1964年3月新城开工兴建，由山西省政府拨款460万元，河津县委、县政府成立迁建指挥部负责老城拆迁、新城规划、组织施工等事宜，在全县35个大队组织1.2万名工匠，分6个施工点，同时开工兴建25个单位的7.5万余平方米建筑。建筑材料统一规格、沙石白灰统一运价、木材钢材水泥统一调用，人财物一切都为建新县城提供方便。至1964年10月国庆节前，新城建成。[114]不过，当时建起的“新城”很小，北起今市委、市政府，南至今城区街道办，南北长约700米，东西平均宽度不到500米，只有一条主街，即今新耿街，全城面积不足0.35平方千米。1974年将新耿街延伸至侯禹公路（今龙岗路），1985年再次扩建新耿街，随后扩建龙岗路，特别是1995年扩建紫金街后，城区进入快速扩展阶段，至今占地规模已达20平方千米左右，较之1964年扩大了将近60倍。[115]河津城就这样实现了弃旧立新。
四、结 语
民国初年荣河县城的迁移是在明代即已开始的黄河洪水之患不断“累积”的情况下发生的，是一场“积渐所致”的环境灾难。官方指定的新县治所在地——冯村——具备了地势、交通、经济等多方面的“合理性”，但却不符合两类地域社会群体——荣河老城与县境南部之民众——的利益，地域矛盾由此产生，冯村新址是经过一番官绅博弈之后方才尘埃落定的，县知事曾广钦是此中起重大作用的关键人物。官绅之间的移城斗争根本上是一场地理（或称空间）利益之争。迁城之后，获得更多政治资源的冯村迅速成长为民国新型城镇，而老城在人为拆城与洪涛肆虐的双重打击下快速沉沦为茫茫荒野，今天的龙井、宝井、金井已属异地重建的普通村落，可以说仅是老城的“流风余韵”而已。荣河迁城的前前后后，犹如一面镜子，将县域之内的地理、环境、社会、经济、个人等多个元素一一映照出来，从而成为了解地方多元结构的绝佳“窗口”。
1960年代河津县城的迁移同样有着十分久远的水患渊源，从明清时期的峪水为灾到民国以降的河、汾为患，水患来源的转变所带来的是水患程度的步步加重。较之荣河案例，河津迁城背后的“环境”因素似乎更占重要地位：民国以降汾河泥沙量加大导致河床增高终致城市水患加重、1960年代黄河禹门口筑桥工程对河津城所带来的“遥相感应”式的水患效应，无疑是促成河津迁城的最直接而又最重大的两个原因。具体到迁城本身，与荣河案例截然不同的是，河津城的迁移过程显得寂静而顺遂，始终未见地方社会的反对声音，个中原因不出三个方面。其一，河津迁城走的是“先民众迁移再官方迁治”的路子，体现出的是一种“主动迁移”，这与荣河案例是截然不同的。其二，河津新城与老城在空间距离上甚近，新城所在的城北村与河津老城几乎毗邻，以至于今天的河津城区久已将河津老城包纳于内，距离近捷对于整个河津县域民众的日常生活而言几乎不会产生大的影响，地方社会当然不会有大的反应，这一点与荣河案例亦是截然不同的。其三，河津迁城的1960年代已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余年之后，此时的中国社会已无传统时代作为“第三领域”色彩而存在的士绅群体，更多的体现的是政府与民众的二元社会结构，而此时在中国共产党的强大社会统和力及动员力之下，政府与民众关系处于历史上最为和谐的时代，民众对中央及地方政府高度信任，这无疑也是河津迁城一帆风顺的重要因素。
[1] 成一农：《清、民国时期靖边县城选址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0年第2辑，第56—68页；成一农：《中国古代城市选址研究方法的反思》，《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2年第1辑，第84—93页。李孝聪先生在所著《历史城市地理》一书中亦曾表达过类似看法，参见氏著：《历史城市地理》，山东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12页。
[2] 顾良：《布罗代尔与年鉴派》，（法）费尔南·布罗代尔著，顾良、张泽乾译：《法兰西的特性：空间和历史》之“前言”，商务印书馆，1994年，第12页。
[3] （法）费尔南·布罗代尔著，唐家龙、曾培耿等译：《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之“第一版序言”，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10页。
[4] 仅以清代而论，许鹏对清代政区治所的迁移问题有初步研究，发现有清一代因水灾而迁移的治所城市凡17例，占迁城总数的17%，以黄河中下游地区最为集中。参见许鹏：《清代政区治所迁徙的初步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6年第2辑，第116—131页。
[5] 相关成果如：陈隆文：《水患与黄河流域古代城市的变迁研究——以河南氾水县城为研究对象》，《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第102—109页；孟祥晓：《水患与漳卫河流域城镇的变迁——以清代魏县城为例》，《农业考古》2011年第1期，第309—314页；陈隆文：《黄河水患与历代睢县城址的变迁》，《三门峡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2年第3期，第78—84页。
[6] 黄河自禹门口至潼关的河段称之为小北干流，其北段大体即山西河津、荣河及陕西韩城三县一带。
[7] 关于黄河小北干流段河道变迁的研究成果，参见史念海：《历史时期黄河在中游的侧蚀》，氏著：《河山集·二集》，三联书店，1981年，第85—158页；王元林：《清代黄河小北干流河道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7年第2辑，第61—81页；王元林：《明代黄河小北干流河道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9年第3辑，第187—199页；胡英泽：《流动的土地——明清以来黄河小北干流区域社会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46—57页。又见山西省地图集编纂委员会编：《山西省历史地图集》之“汾河入黄段河道变迁”图及图说，中国地图出版社，2000年，第117页。
[8] 当然，黄河仅是导致荣河、河津二城迁移的因素之一，尤其是河津城的迁移，情况较为复杂，详见下文论述。
[9] 万荣县于1954年由荣河、万泉二县合并而成。
[10] 为行文之便，本文将治于今宝井村的荣河县城称为老城，将迁移至今荣河镇驻地的荣河县城称为新城。特此说明。
[11] 乾隆《荣河县志》卷二《城池》，乾隆三十四年刻本，第1页。
[12] 潘子平：《宝鼎沧桑记》，内部资料，2000年印行，第56页。
[13] 该资料不具名，是笔者于2013年3月赴宝井村田野调查时从一村委成员家中收集而来，为行文之需，笔者暂名之为《宝井村志稿》。
[14] [明]宋纲：嘉靖《荣河县志·叙》，嘉靖十七年刻本，第1页。
[15] 乾隆《荣河县志》卷二《城池》，第1页。
[16] 嘉靖《荣河县志》卷一《疆域志·城池》，第3页。
[17] 乾隆《荣河县志》卷二《城池》，第1页。
[18] 乾隆《荣河县志》卷十四《祥异》，第2页。
[19] 乾隆《荣河县志》卷十四《祥异》，第2页。
[20] 乾隆《荣河县志》卷二《城池》，第1页。
[21] 嘉靖《荣河县志》卷一《疆域志·城池》，第3页。
[22] 乾隆《荣河县志》卷一《山川·古迹附》“宋金人”条，第12页。
[23] 参见王元林：《清代黄河小北干流河道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7年第2辑，第67页脚注①。
[24] 乾隆《荣河县志》卷十四《祥异》，第4页。
[25] 相关研究成果可参见王涌泉：《康熙元年（1662年）黄河特大洪水的气候与水情分析》，《历史地理》第二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18—126页。
[26] 乾隆《荣河县志》卷十四《祥异》，第4页。
[27] 乾隆《荣河县志》卷二《城池》，第1页。
[28] 潘子平：《宝鼎沧桑记》，第5页。
[29] 光绪《荣河县志》卷十四《祥异》，光绪七年刻本，第5页。
[30] 光绪《荣河县志》卷八《人物下·义民》“潘功政”条，第33页。
[31] 光绪《荣河县志》卷二《坛庙》“城隍庙”条，第11页。
[32] 潘子平：《宝鼎沧桑记》，第25页。按，潘子平在是书中谈及民国九年荣河地震一事时称其当时14岁（参见该书第43页），可知其出生于1906年，则该书中关于光绪时期的荣河老城掌故已大体可信。
[33] 民国《荣河县志》卷十四《祥异》，民国二十五年铅印本，第12页。
[34] 民国《荣河县志》卷十二《古迹》“演武场”条，第3页。
[35] 潘子平：《宝鼎沧桑记》，第25页。
[36] 曾广钦：《孔子庙碑记》，民国《荣河县志》卷三《城池·庙宇附》“孔子庙”条，第7页。
[37] 潘子平：《宝鼎沧桑记》，第28页。
[38] 民国《荣河县志》卷三《城池》，第1—2页。
[39] 新修《万荣县志》第三十六卷《人物》“潘亲礼”，海潮出版社，1995年，第847页。
[40] 访谈对象：潘世贤，男，1926年生，宝井村潘世贤老人家中，访谈时间：2013年3月30日上午。
[41] 虽然位于冯村的荣河新城因微地貌因素也曾有水患发生，但其可从根本上规避黄河洪涛，水患威胁无疑大大降低了。
[42] 嘉靖《荣河县志》卷一《建设志·铺舍》，第22页。
[43] 参见乾隆《荣河县志》卷三《公署·铺递附》，第3页；光绪《荣河县志》卷二《公署·铺递附》，第9页。
[44] 嘉靖《荣河县志》卷一《山川志·镇市》，第8页。
[45] 乾隆《荣河县志》卷二《城池·坊里附·市镇又附》，第6页。
[46] 民国《荣河县志》卷十五《名宦》“曾广钦”条，第8页。
[47] 访谈对象：潘世贤，男，1926年生，宝井村潘世贤老人家中，访谈时间：2013年3月30日上午。
[48] 潘子平：《宝鼎沧桑记》，第7—8页。
[49] 民国《荣河县志》卷二十《方技传》“傅守德”条，第6页。
[50] 傅守德著《保赤登寿集》在山西省图书馆有藏。
[51] 民国《荣河县志》卷十《选举谱·议员附》，第48—49页。
[52] 民国《荣河县志》卷五《赋税略·滩案附》，第12—15页。
[53] 民国《荣河县志》卷三《城池》，第2页。
[54] 民国《荣河县志》卷十二《古迹》“学宫”条，第4页。
[55] 民国《荣河县志》卷十二《古迹》“考院”条，第5页。
[56] 民国《荣河县志》卷十二《古迹》“考院”条，第5—6页。
[57] 民国《荣河县志》卷十二《古迹》“城隍庙”条，第10页。
[58] 张柳星：《移建常平仓碑记》，民国《荣河县志》卷三《城池·附仓廒》，第10页。
[59] 潘子平：《宝鼎沧桑记》，第8—9页。
[60] 潘子平：《宝鼎沧桑记》，第9—10页。
[61] 潘子平：《宝鼎沧桑记》，第12页。
[62] 潘子平：《宝鼎沧桑记》，第13页。
[63] 潘子平：《宝鼎沧桑记》，第14页。
[64] 潘子平：《宝鼎沧桑记》，第14页。
[65] 潘子平：《宝鼎沧桑记》，第15页。
[66] 民国《荣河县志》卷十四《祥异》，第13页。
[67] 潘子平：《宝鼎沧桑记》之“前言”，第6页。必须指出，民国《荣河县志》卷十四《祥异》所载民国十二年黄河洪水入城事件是在六月二十九日，而潘子平在《宝鼎沧桑记》中记载为六月十二日，但从两则史料所载黄河为患的情形来看，两者所言当为一次水患事件，其中一方可能在记载时间上存在微误。
[68] 民国《荣河县志》卷十四《祥异》，第14页。
[69] 潘子平：《宝鼎沧桑记》，第6页。
[70] 潘子平：《宝鼎沧桑记》，第6页。
[71] 访谈对象：潘世贤，男，1926年生，宝井村潘世贤老人家中，访谈时间：2013年3月30日上午。
[72] 丁自立：《回忆荣河县老县城——兼评<宝井沧桑记>之价值》，见潘子平：《宝鼎沧桑记》，第76页。
[73] 潘子平：《宝鼎沧桑记》之“前言”，第6页。
[74] 潘子平：《宝鼎沧桑记》，第7页。
[75] 参见民国《荣河县志》卷三《城池》，第1—10页。
[76] 民国《荣河县志》卷二《沟洫》，第8页。
[77] 范茂松：《重修关岳庙碑记》，民国《荣河县志》卷三《城池·附庙宇》“关岳庙”条，第8页。
[78] 嘉庆《河津县志》卷三《城池》，嘉庆二十年刻本，第1页。收入中国科学院图书馆选编：《稀见中国地方志汇刊》第七册，中国书店，1992年，第592页。笔者按，因该汇刊所收地方志全系影印，故下文凡引嘉庆《河津县志》页码时，仅标注刻本中之页码，特此说明。
[79] 嘉庆《河津县志》卷三《城池》，第1页。
[80] 嘉庆《河津县志》卷三《城池》，第1页。
[81] 嘉庆《河津县志》卷三《城池》，第1页。
[82] 三郎沟的相关数据参考自孙茂法主编：《河津老城》，内部资料，2001年印行，第82页。
[83] 参见孙茂法主编：《河津老城》，第83—84页。
[84] 嘉庆《河津县志》卷八《祥异》，第55页。
[85] 嘉庆《河津县志》卷八《祥异》，第55页。
[86] 光绪《河津县志》卷十《祥异》，光绪六年刻本，第13页。
[87] 参见光绪《河津县志》卷前《图·县城图》，第5—6页。
[88] 孙茂法主编：《河津老城》，第73—74页。
[89] 孙茂法主编：《河津老城》，第74—77页。
[90] 孙茂法主编：《河津老城》，第77—78页。
[91] 孙茂法主编：《河津老城》，第78—79页。
[92] 1975—1978年河津县集中开展了汾河截弯取直工程，河道迂曲态势方得以改观。参见新修《河津市志》卷十四《水利水保》第一章《水利工程》，山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30—431页。
[93] 孙茂法主编：《河津老城》，第86—87页。
[94] 访谈对象：孙茂法，男，1937年生，河津市东关孙茂法先生家中，访谈时间：2013年3月29日上午。按，孙茂法，中共党员，大学文化，曾任河津县二轻局局长、工业局局长和闻喜县副县长等职，现退休家居，曾主编《河津老城》，对河津地方历史文化有深入认识。
[95] 孙茂法主编：《河津老城》，第26—28页。
[96] 孙茂法主编：《河津老城》，第80页。
[97] 访谈对象：孙茂法，男，1937年生，河津市东关孙茂法先生家中，访谈时间：2013年3月29日上午。
[98] 《东关村志》编撰委员会：《东关村志》第二章《自然环境》，山西经济出版社，2012年，第35页。
[99] 郑芝云、邱中民：《我县遭受大洪灾，县委采取紧急措施发动群众生产自救》，《河津小报》1958年7月21日（第326期）第1版。
[100] 《东关村志》编撰委员会：《东关村志》第二章《自然环境》，第36页。
[101] 李春荣：《山西黄河今古》，内部资料，1987年印行，第134—135页。
[102] 李春荣：《山西黄河今古》，第136页。
[103] 新修《河津县志》卷一《建置》第四章《县城 乡镇》，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1页。
[104] 李春荣：《山西黄河今古》，第136页。
[105] 新修《山西通志》第十卷《水利志》，中华书局，1999年，第95页。
[106] 孙茂法主编：《河津老城》，第77页。
[107] 《东关村志》编纂委员会：《东关村志》第一章《建置》，第16—17页。
[108] 访谈对象：孙茂法，男，1937年生，河津市东关孙茂法先生家中，访谈时间：2013年3月29日上午。
[109] 《东关村志》编纂委员会：《东关村志》第一章《建置》，第17页。
[110] 《东关村志》编纂委员会：《东关村志》第一章《建置》，第17页。
[111] 访谈对象：孙茂法，男，1937年生，河津市东关孙茂法先生家中，访谈时间：2013年3月29日上午。
[112] 《东关村志》编纂委员会：《东关村志》第一章《建置》，第17页。
[113] 孙茂法主编：《河津老城》，第69页。
[114] 新修《河津市志》卷四《城建 环保》第一章《县城》，第114页。
[115] 《东关村志》编纂委员会：《东关村志》第一章《建置》，第19—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