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 要]微观尺度的研究应该成为未来历史城市地理学发展的重要方向，太原城内东南隅的海子边就是这样一方微观区块，它是由文瀛湖和邻近地带共同组成的一处滨水空间。文瀛湖最迟在明代正统年间（1436—1449年）既已形成，雨洪蓄积是其形成的主要驱动力。在明清传统时代（1436—1885年），贡院、文昌行宫、纯阳宫是坐落在文瀛湖畔的主要建筑，此时的海子边已经具备一定的景观价值和游赏功能；主要建筑的功能特点，决定了该区域带有突出的科举文化特征。进入晚清民国时代（1885—1937年），海子边的空间结构发生了与社会变迁相呼应的重大变化，直接针对海子边的景观营建行动明显增多，此地已经成为太原城区最为闻名的游赏空间；因为有着庞大的人流量，海子边也是很多民众赖以谋生的重要场所，百业杂陈；这里还是太原城内最为重要的政治空间，见证着民众与国家的合作与对抗。与海子边的功能转变相一致，晚清民国时期此方区域的国家力量逐步成长。海子边是一方微观空间，我们却从中看到了一个宏观世界。

    [关键词]微观尺度；滨水空间；城市社会；海子边；明清民国

一、 引 言

     近年来城市史学界对“空间”问题的兴趣有逐渐升温之势。从本质上而言，“空间”首先是一个地理学概念，它乃是地理学体现其学科特性的四大研究传统之一。历史地理学中的城市研究从一开始就对空间问题予以关注，大量的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上，一是将城市视作宏观区域中的点，作位置与分布的研究；二是将城市视作一个域面，对城市中的自然或人文地理要素开展位置与分布的探讨，或者作城市内部地域差异的研究。笔者将上述两个层面称之为历史城市地理研究的两个尺度——宏观尺度与中观尺度。我们再细细检讨已有成果，可以发现，历史地理学中的城市研究很少关注城市内部的微观空间，笔者认为，微观尺度的历史城市地理研究应该成为未来该分支学科发展的重要方向。

   反观近年来城市史学界的“空间”研究，似乎与历史地理学界恰正相反，众多学者对城市内部的微观空间表现出极大的兴趣。经过几十年的发展，至今已经累积起相当丰富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中的大部分是关于近代公共空间的考察，研究对象涉及城市中的公园、街道、茶馆、剧场、戏园、电影院、咖啡馆、跑马场、庙宇、知名街区等。籍由考察这些微观空间，学者们的问题关怀多在于探讨它们在塑造城市现代性中的角色，及公共空间中所展现的大众文化、社会冲突、国家权力与地方社会之关系等。另有一部分成果是关于古代城市公共空间的研究，探讨对象多集中于城市庙宇、园林、茶馆等，学者们的兴趣在于探讨当时城市民众的日常生活、公共意识、社会冲突、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等问题。

   认真检讨城市史学界的上述成果，在对当前开展相关研究给予巨大启发的同时，似乎仍有进一步深化的空间，或者说，仍留有诸多缺憾。其一，在研究时段上或者集中于近代，或者专注于传统时期，比较缺乏将传统与近代两个时段打通、开展长时程研究的成果。当然这与具体的研究对象的特点有很大关系，诸如公园、电影院、跑马场等，本身就是近代社会的产物。不过，在城市微观空间议题上，学界尚未充分注意到长时程研究的价值，当是一个不太有争议的事实。其二，除少数成果外，大部分成果并不十分关心空间如何生成，而是更为留意空间中所展现的丰富面向，在这些成果中，空间仅是“既已搭建好的舞台”而已。其三，在所探讨的城市的规模与地理坐落方面，较明显地集中于特大城市与东部地区城市，诸如上海、北京、南京、苏州等，中西部地区仅见成都研究较为深入，中小城市和中西部城市的微观空间研究仍有大量课题有待开展。

   本文所选择的研究对象——海子边——位于我国中西部省会城市太原城的东南部，乃是由文瀛湖和邻近地带共同组成的一处滨水空间。与诸多完全因人为营建而形成的公共空间有所不同，海子边的主体——文瀛湖——属自然地理实体，自然力的作用在水体的生成中扮演了不容忽视的重要角色，这决定了此一公共空间至少已有近600年的久远历史，从而使得开展长时程研究成为可能。自文瀛湖形成之后，在多种因素的作用下，作为物理空间的海子边又经历了复杂的演变过程；同时它也逐渐成为太原城内最为重要的一处社会空间。

   基于以上论述，本文将研究时段界定于从传统到近代过渡的明清民国时期，具体分为明清传统时代与晚清民国时期两个时段。所谓明清传统时代，即从明正统年间（1436—1449年）始，至清光绪十一年（1885年）止，正统年间是笔者认为可确证文瀛湖已经形成的时间，光绪十一年则是文瀛湖一带近代性的公园建设开始的时间（详见正文论述），这是海子边的“传统时代”；所谓晚清民国时期，具体从光绪十一年至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1937年，这是海子边的“近代时期”。重点探讨以下两个问题：一是海子边的空间生成与演变问题，二是海子边的社会功能发挥及其变迁问题，最后在解决这两个问题的基础上进一步挖掘其中的宏观意义。不当之处，敬祈方家斧正。

二 、明清传统时代的海子边（1436—1885年）

1. 文瀛湖的形成

北宋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宋太宗赵光义灭北汉政权，“恶其负固后服”，火烧、水灌晋阳城，千年名城就此废毁，随后于太平兴国七年（982年）在晋阳故城以北20余里的唐明镇新建太原城，此即今天太原城的前身。与晋阳城相比，易地而建的太原城一个明显的劣势在于，城区西离汾河、东距东山甚近，所处盆地面积相对狭小，地势倾斜度大，若逢大规模降雨，河流洪水或山洪水一旦形成，极易对城区造成巨大破坏。历史时期对太原城威胁最大的莫过于来自汾河和东山的洪水，汹涌洪涛破门入城的事件并不鲜见。这些洪流在城内低洼地带长期蓄积壅滞，终而形成多处面积可观的城市水域。这些水体主要布局于两个地带，一在西城墙内侧，自北而南有黑龙池、西泽河、饮马河、鱼池、西海子、南海子等名目；一即城内东南隅的文瀛湖。（参见图1）

图1 明清传统时期太原城内水体空间布局示意图

说明：底图采自山西省会公安局编纂：《山西省太原市全图》，（太原）山西书局，1936年印行。必须指出的是，西城墙内侧的水体名目是民国时期的称呼，但从道光《阳曲县志》的城池图及多处文字记载来看，城西诸水体久已有之，只是面积与形态可能有所变化而已；文瀛湖水体则早在明代既已存在，详见下文论述。

  细究起来，文瀛湖水体的形成主要来自两个地点，一即东山洪水的灌注，二则与水体东侧一座名为“金鸡岭”的土丘有莫大关联。每逢夏秋霖雨之季，声势浩大的雨水便循地势之高下，从东山和金鸡岭冲向西部的低洼地，久之潴而为积水潭。在1929年版《山西省太原市详图》（比例尺1:7000）中，文瀛湖南北两片水体的西侧修筑有土堤，而东侧却未见修筑，这一现象可算作洪水来源于东方的印证。那么这片水体究竟形成于何时？万历《太原府志》的一处记载颇值得注意：

贡院，府东南，城隅。……正统十年建，在迎泽门东、承恩门西，面城背水，形势崇高。

引文中“面城背水”四字应引起充分重视，从清代至民国年间的多种大比例尺太原城区图来看，贡院正门南对太原城之南城墙，所背对的水体正是文瀛湖。这说明至晚在明代前期的正统年间，文瀛湖水体就已存在。正统十年系公元1445年，则这片水体至少已有近6个世纪的历史。不过，它见诸史籍的首个名号却是“海子”而非“文瀛湖”，时间则要降至明清鼎革之际。顺治《太原府志》载，1644年八月李自成农民军太原守将陈永福在城内“大索一日，得（晋王府宗支）千余人，杀于海子堰闲宅后”。“海子堰”正是今文瀛湖一带的最早称呼。“堰”者，壅水之堤坝也，这也显示出有明一代文瀛湖水体时常泛滥的史实。

约略在明末清初之际，文瀛湖水体的名号进一步丰富起来，由先前的“海子”细化为“长海子”和“圆海子”，“文瀛湖”之名也正式出现，时指“圆海子”。史籍对此记载说：“长海子，在贡院右；圆海子，在贡院后，……裴通政更名为文瀛湖。” “裴通政”指的是太原人氏裴希度，其生活的时代正在明末清初之际。将这一长一圆的水体形态与今天相互比对，可以推想，今日文瀛湖水体的形态特征最晚在明末清初之时已大体奠定。不过，清代初年的这两片水体仍不时发生水溢害民的事件，其中以圆海子更为常见，康熙《阳曲县志》载称：“圆海子，……国初水势寝大，毁垫民居。”这时，太原知府王觉民采取了疏通圆、长二海子并引水出城以入汾河的治理举措，“知府王公觉民捐俸挑通文昌庙后积土，引（圆海子）水入长海子，又寻南城墙古水口，疏通导水入汾，民获安址”。王觉民的这次治理行动，是文瀛湖水体变迁史上的大事，它使得南北两海子由先前的各自独立一变而为水体相通的循环系统。

降至清代中后期，多种太原城区街巷地图次第问世，我们藉此得以一窥当时的文瀛湖水体形态。最早的两种太原街巷图分别编绘于道光中期和光绪前期，细阅之后发现，这两幅地图中的文瀛湖水体形态与今天明显不同，它们因均系采用中国古代传统绘图法绘制而成，故而并不能准确反映当时的实况。历史上第一幅现代意义上的太原城市地图绘制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此幅地图中的文瀛湖形态已与今天几乎完全相同了。（参见图2）有资料记载称：“文瀛湖，……周约三里，形似葫芦，中隔状元桥分为南北二海，北大南小，南湖别名放生池，两湖均深丈许”，这则文献虽产生于民国时期，但应当也反映了清代传统时期的实况。

2. 滨水建筑的营造

   明清传统时代文瀛湖周边是怎样的状况呢？今天追溯起来，贡院、文昌行宫、纯阳宫是三处必须提及的建筑空间。贡院坐落于文瀛湖之南，乃是山西一省乡试的所在地，是明清山西举办抡才大典的中心。它始建于明正统十年（1445年），初创之时，“周围二【四】百一十三步，地为亩四十七有奇”，规模并不算宏敞；士子们应举专用的号舍起先以木板为之，隆庆四年（庚午，1570年）地方官因担心火灾的发生而改为砖砌；至万历元年（癸酉，1573年），复就太原南城壁“起登仙桥”，由此“规制备极壮丽，无以复加”。进入清代，贡院内建有号舍4000余座，规模已经颇为可观，后又经地方官不断添建，号舍数量增至6000余座。降至道光初年，贡院颓败不堪，“东西号舍地基不平，东号前低后高，西号前高后低，时逢阴雨，流水灌入号舍，碍难存身，且号舍又低且狭”，亟需整修。道光二年（1822年），山西布政使叶氏听纳多位士绅的呼吁，采取阖省士子捐修的办法着手贡院修整，平整地基、将旧号舍全行拆毁新建，截止道光五年（1825年）六月，共新建号舍6900余座，费银3万余两。但至道光八年（1828年）时，由于应试者的增加，号舍数量仍显紧张，于是再行添建1090座，“前后约八千号舍”。可以看出，至道光年间，山西贡院已经达到相当庞大的规模。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编绘的《山西省城全图》中，我们能够直观认识到，贡院正门南开，面对南城墙，背对文瀛湖，万历《太原府志》记载其“面城背水”，看来这一格局是贯穿于明清两代的；就规模而言，它乃是城内东南隅占地面积最大的建筑空间。（参见图2）可以想象，每逢举办乡试之时，贡院及其周边必是一派人头攒动、士子云集的壮观场景。

文昌行宫位于贡院西侧、文瀛湖长海子的西南岸。（参见图2）其具体创修时间已无从查考，万历《太原府志》未见记载，而在康熙《阳曲县志》中已经著录。众所周知，文昌信仰的兴起与我国古代科举制度的发展相伴相生，关系极其密切。而地方官缘何于文瀛湖畔创建文昌行宫？笔者认为这与古人的风水观念有直接关联。他们认为文运兴衰与水体盈缩有对应关系，水盛则文兴、水涸则文衰，道光《阳曲县志》记载文瀛湖时说：“相传科年水盛，邑中中者必多”，正是点明了两者之间的关联性。所以，水域浩瀚的文瀛湖极可能是吸引文昌行宫创建于此的关键。清代的地方官于每月的初一与十五日例行在此行香祭祀，届时他们在文瀛湖畔虔诚致祭，祈祷阳曲一邑士子高中科榜，文风昌盛。

图2 清代传统时期海子边及附近地区空间结构示意图

说明：底图采自[清]杜联瑞绘制：《山西省城全图》，光绪三十一年绘，收入郑锡煌主编：《中国古代地图集：城市地图》，（西安）西安地图出版社，2005年，第26页。

   纯阳宫坐落于贡院之东，文瀛湖东南岸，面积远较贡院为小，但又明显大于文昌行宫。（参见图2）相较于文昌行宫，纯阳宫的创修时间则有明确记载。康熙《阳曲县志》载云：“（纯阳宫）在贡院东，明万历二十五年朱新场、朱邦祚建”，两位朱姓乃是生活于太原城内的晋王府宗室。纯阳宫又称吕祖庙、吕仙阁，内中供奉道士吕洞宾。康熙年间的史料称该地“景致幽雅，颇称胜境”，道光年间的文献载“其前后规画布置迥异凡工，亭洞幽曲，至今称胜地”，可见是太原城一带十分闻名的游赏去处。明代有一首诗歌咏唱纯阳宫，其言曰：“嚣尘不到处，碧洞可栖霞，白鹤时临水，青猿独卧沙，古松邀月隐，修竹弄风斜，闲共山人语，清幽兴最赊”，别有一番跳脱凡尘的超然之趣。清代中期的地方官已经注意到纯阳宫紧邻文瀛湖的区位优势，对其作了进一步的景观营建，史载：“乾隆间郡守郭晋面文瀛湖建巍阁三层，延邑人曾召南督工”，很显然，太原知府郭晋在纯阳宫北侧修建三层楼阁之举，正是基于登高北眺文瀛湖之便而做的。作为幽雅胜景的纯阳宫还进入了清代小说中。咸丰八年（1858年）魏秀仁在太原知府保龄家中坐馆授徒期间创作了五十二回的长篇小说《花月痕》，内中有大量关于太原城市空间的描述，其记载纯阳宫说：

原来这纯阳宫正殿以后，四围俱系砖砌成阁，阁分三层：上层左临试院，万片鱼鳞；右接东城，一行雉堞；远则四围山色，万井人烟；近则数亩青畦，一泓绿水。中层为上下必由之道，两边石磴各数十级。下层做个月洞，系出入总路。

引文完全以写实的笔法将郭晋创修的三层楼阁作了十分精细的描绘，站在楼阁顶层举目北望，那映入眼帘的“一泓绿水”正是文瀛湖。

3. 水体周边的民众生活

     明清传统时期文瀛湖一带的民众生活与水体本身的优美程度以及周遭建筑——主要是贡院——的功能特点有着紧密关联。可以设想，面积可观的水体存在于降水相对稀少、人口相对密集的太原城内，必定会对普罗大众产生莫大的吸引力。事实正是如此，明清时代尤其进入清代之后，文瀛湖已称得上风景优美之地，成为城内重要的游赏空间。这是有多方面证据作支撑的。首先，文瀛湖水体在康熙年间成为阳曲新“八景”之一——巽水烟波。康熙《阳曲县志》记载说：

巽水烟波：在城东南隅，水平浪静，云树苍霭，遇雨增高，大鱼出没，令人有濠濮间想。

引文除揭示出文瀛湖水体因接纳周边雨洪而有时涨高之外，更显示出这里草树依依、云雾缭绕、湖鱼悠游的诱人美景。其二，清代小说《花月痕》也对文瀛湖有细致描述：

（韩荷生）走到东南城根边，遥见一带波光，澄鲜如镜，掩映那半天楼阁，俨如一幅画图。……（纯阳宫）墙外是大池，纵横十亩，绕着水是绿柳成行，黄鹂百啭，便觉心旷神怡。……荷生缓步走到堤边，看那游人垂钓。忽听阁上数声清磬，度水穿林，更觉涤尽尘心，飘飘意远。

《花月痕》中的文瀛湖水平如镜，水滨遍植垂柳，垂钓之人悠然自得地静待鱼儿上钩，“缓步”、“心旷神怡”、“飘飘意远”等词汇描绘出一幅远离尘嚣的、慢节奏的城市生活图景。这虽是小说主人公韩荷生的切实体感，但笔者完全相信，小说作者魏秀仁必定是文瀛湖的常客，此段文字反映的乃是魏氏对这一滨水地带的真实感受。再者，清代已多见描写文瀛湖的诗作和竹枝词，从中我们可以更进一步感知清代传统时期文瀛湖的景观特点，以三首竹枝词为例：

        一泓积水碧粼粼，海子东边柳色新。莫是蓬莱清浅处，春来偏有钓鱼人。

文瀛湖上柳枝多，文瀛湖头浸碧波。半渡斜阳浑不灭，疏疏篱落挂渔蓑。

        三月冰开湖水流，文瀛湖水碧于油。春水没个浣纱女，应改湖名是莫愁。

第一首的作者崔旭是嘉庆年间人士，第二首作者为王锡纶（1809—1878年），生活于道咸年间，第三首的作者林芬亦生活于道咸年间但稍晚于王锡纶。三首竹枝词所吟咏的景观元素存在很大的共通性，碧水、湖柳均有涉及，垂钓者也多有提及，这与上文《花月痕》所载是一致的。嘉道年间斌良（1784—1847年）作诗曰：“悠然眼底靴纹平，澄湖裴子夸文瀛。衣香人影大堤曲，仿佛上河图清明。柳眠可有佃渔集，林邃堪偕鸥鹭盟。偶发狂言述覼缕，名胜何凭侈众口。兰亭梓泽亦等闲，收入篇章景希有。使君游目过褰裳，此阜图经传不朽”。该诗对文瀛湖虽有过誉之嫌，但其确为风景佳地还是不容否认的。

     文瀛湖的优美景致所吸引的绝不仅仅是垂钓者与零散式的赏景之人，其旁侧占地规模可观的贡院的存在，使得应试举子成为活动于该地的另一类十分重要的社会人群。这首先体现在文献对文瀛湖得名的记载上。史称：“圆海子，裴通政更名为文瀛湖，因密迩文场，士子多游览其上故耳”。今天坐落于南北两海子之间以沟通东西往来的状元桥，在清光绪前期绘制的《山西省城街道暨附近坛庙村庄图》中已经标示，之所以名为“状元桥”，并非如民间所言是唐代狄仁杰曾在此地游赏，这完全是无稽之谈，其得名来由实际是因水体紧邻贡院、士子多游览其上之故。实际上，清代多首关于文瀛湖的诗作正是前来贡院应举的士人所写，上文提及的王锡纶即是其中的一位。王氏乃是山西忻州人，诸生，曾官临汾训导，文献记载他的人生际遇时说：“久历名场，郁郁不得志”，指的就是王氏多次赴省垣贡院应举之经历。王锡纶另有两首有关海子边的诗词，一首诗作称：“遥指家乡百里外，那堪春色二分初，浮屠静影停红日，海子波澄映碧虚”，另一首说：“此地经行惯，到眼多清瞩，春水正弥弥，如皱绮纹蹙”，从诗句来看显然是他来太原应举期间游赏文瀛湖的作品。总之，明清传统时代贡院紧邻文瀛湖的区位特点，决定了这一方滨水空间带有突出的科举文化特征。

三、 晚清民国时期的海子边（1885—1937年）

1. 晚清民国时期太原城市发展与海子边的空间营建

晚清民国时期太原城的发展进入了加速期，尤其是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正太铁路的全线通车，太原被纳入了以天津为中心的华北城市体系。经过1910年代的动荡期，1920年代至1930年代前半期，山西政治形势相对稳定，阎锡山政府较为重视市政建设，太原城市发展迅速，这从城市人口的增长方面即可体现出来。1928年时全城有77899人，1931年增加至88675人，1933年迅速增至121779人，至1935年，太原城市人口已达143625人，七八年之间增加几近一倍，“良以太原各项建设正方兴未艾，省内人口咸向省会流动，故年有增加”。

具体到城市街巷而言，整个太原城最为繁华的去处是以桥头街、柳巷、钟楼街为中心的倒“丁”字形地带。实际上这一带在明清时期并不十分繁华，只是因为光绪十二年（1886年）汾河大水将城南及城外大南关一带的商业区冲毁，商贾才逐渐向桥头街、柳巷、钟楼街一带迁移。桥头街在民国时期店铺林立、商业繁华，据1934年的统计，该街有各类商号37家，人流量很大，有竹枝词形容说：“桥头街上马路长，夹道商号建洋房，来往行人如蚁聚，东洋车去响叮当。”由桥头街西首北转为柳巷，在1934年的统计中，柳巷有商号42家，以靴鞋店铺为最多（6家）。一首民国时期的竹枝词如此描述柳巷一带：“柳巷街南羊市东，步云鞋式制殊工，背里试看众游女，六寸圆肤骨肉丰”，描绘了众多女性在柳巷一带光顾鞋店、争相购买的情景。桥头街经柳巷南口继续西行即钟楼街。1934年时该街有45家商号，其中以津货行（9家）、理发馆（5家）、照相馆（3家）为多，同样是整日车水马龙的繁盛气象。此外，大中市场、开化市场也是城市繁华的所在。1920年代阎锡山重视太原市政，开辟模范商场，报纸载：“所谓模范商场者，一为大中寺，一为开化寺，面积最大，居城之中心，建筑新式，洋房布置取法北京之劝业场。……模范商场，太原商业之中心也。”有竹枝词形容开化市场说：“开化市场最有名，华洋货物供经营，花团裙帽时妆品，惹得情郎拾碎琼。”另有竹枝词描述大中市场的澡堂业说：“欲洗嚣尘有妙方，大中市内涤圆塘，消烦除垢清心脾，神采风流步谢王。”值得重视的是，上述街区均与海子边相隔极近。桥头街坐落于海子边的北侧，自街道中部南转即可到达海子边，因此，桥头街、柳巷、钟楼街上的庞大人流能够很近捷地流向海子边；开化市场就位于海子边西侧，两者距离仅有300余米；大中市场距离稍远，但其与钟楼街直接相通，交通方便。总之，晚清民国时期的海子边坐落于太原城内商业中心区的东侧，这使得海子边一带极易形成可观的人流。（参见图3）

图3 1930年代海子边及附近地区空间结构示意图

说明：本图摹绘自山西省会公安局编纂：《山西省太原市全图》，（太原）山西书局，1936年印行。

再进一步具体至海子边，可以发现，其周遭建筑布局在晚清民国时期发生了巨大变化。一是文瀛湖北岸修建起劝工陈列所，时间在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乃是清末“新政”的产物。《清德宗实录》记载山西巡抚恩寿奏文称：“劝工为当今要政，拟就省城文瀛湖地方，开辟商场，建设工厂，采列全省矿质，以资化验，其外省外洋天产品、美术品，均酌购罗列，以供众览。下商部知之。”此后工厂未见修建，而劝工所却很快在文瀛湖北侧屹立起来，其“馆内宏阔，建筑高雅”，是海子边一处十分重要的建筑。进入民国，劝工陈列所改称“国货陈列馆”。当时的一首竹枝词曰：“土著丝绵不算优，五金矿产甲全球，楼中陈列千般样，采撷精华富九州”，显示出该建筑面向普罗大众的展览功能长期延续着。劝工陈列所左侧紧邻太原市政公所，1921年成立，乃是太原城有史以来第一个专门的市政管理机构，1927年太原市成立，此建筑改为市政科办公之地。由劝工陈列所沿圆海子东南行，至水体的正东部，乃是自省堂的所在，建于1917年。由自省堂沿湖南行，到达纯阳宫。有两首民国竹枝词形容说：“城南有座纯阳宫，治病活人秉大公，香火炉中烟不绝，青楼早晚拜仙翁”、“争赴纯阳祈神恩，痴男怨女种情根，拈香展拜谁家女，秘祷哝哝听不真”，另一则资料称：“朔望日（纯阳宫）香火之盛，全省首屈一指”，可见民国时期的纯阳宫依旧是香火旺盛、士女云集之处。纯阳宫西侧原是贡院的所在，但晚清时期废科举、兴学校，贡院被山西公立中学校代替，面积150余亩，后又改为晋阳中学堂、山西省立模范中学堂，1913年8月再易名为山西省立第一中学校，1937年太原沦陷，学校迁散停办。与山西省立第一中学隔长海子相望的是佛教会，创立于民国前期，乃是太原一带举办佛事活动的中心之一。由佛教会北行，横穿小袁家巷，即是山西省教育会的所在，于1912年9月成立。1919年山西省教育会承办全国教育会联合会第五届年会，美国教育家杜威、北京大学教授胡适、教育家经亨颐等均曾莅临此地。综合来看，海子边附近的众多建筑——如劝工陈列所、自省堂、纯阳宫等——多为公共或半公共空间，这对于海子边社会功能的生成有重要意义。（参见图3）

晚清民国时期直接针对海子边的景观营建行动也渐趋多了起来。首次景观建设出现在光绪十一年（1885年）。是年，山西冀宁道官员连甲“在湖周围安设简易木栅栏，在湖中放置小船只，又于北湖东南建起一座影翠亭，使之略具公园雏形”。这一资料乃是笔者转引今人论著而来，不知其引自何种文献，但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杜联瑞所绘《山西省城全图》来看，上述营建是完全属实的。在此图中，环绕北湖一周的栅栏状地物清晰可见，北湖东南角一红方块符号，代表的正是影翠亭。民国建立之后，因长期未见整修举动，海子边一带已十分破败，有史料记载此时的状貌说：“省垣劝工陈列所面小湖曰文瀛。湖畔略具亭台杂树，风景颇佳。惟以岁久失修，荒烟蔓草，触目皆是”。民国二年（1913年），以地理相近，劝工陈列所所长刘世祥遂大加整理：

请于官厅，辟全湖为公园，设备游船、钓矶、莲花、花畦，以及东洋井、照相馆、茶肆、饭庄等项，匠心经营，孜孜惟恐不及。一时名宿多以楹联点缀其间，以博游人之盛。为前此所未有，洵胜地也。

这实为一次大规模、全方位的整治行动。不仅提升了海子边的景观效果，而且还设置供游园民众歇息、聊天之用的茶摊和饭庄，其中的诸多配置带有明显的近代特征，如东洋井、照相馆。经过这次营建，海子边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近代性的“公园”——文瀛公园。降至1920年代初期，海子边曾经又有一次整修，《申报》记载：“公园为正当娱乐之场所，民初海子边本有一区，嗣因游人稀少，榛莽荒芜。阎氏乃于文瀛湖陈列所附近，斩棘辟芜，杂莳花木，作为公众娱乐之所”，可见此次修整地点集中于文瀛湖北侧。1920年代初期的另一则史料载“文瀛湖边公园，夏季开放，任人入览纳凉，不取进门费”，这说明当时的文瀛公园是完全开放性的公共空间。1928年，响应全国性的中山公园建设运动，文瀛公园改名“中山公园”。此后未再见较大规模的营建行动。《太原指南》一书出版于1935年，由该书我们可获知抗战爆发前海子边的空间结构：文瀛湖东岸设有讲演亭、体育场、滑冰场、说书场，夏天之时还设有茶社、中西餐馆；北湖中有影翠亭，冬季则设溜冰场；北岸有新建的六角亭、喷水铜像等，再向北则为太原公会、一二一八惨案纪念碑亭；西门内有说书场、茶点社、小餐馆等；南湖岸畔有坤书场、小唱馆等。可以看出，这时海子边在此前历次建设的基础上又增加了诸多新的元素，空间结构已相当多元、复杂。

2. 海子边的民众生活

     晚清民国时代的海子边已经成为太原城区位居首位的民众游赏空间。民国时期太原向有“抽的顺风烟、看的丁果仙、逛的海子边，赛过活神仙”的民谣，这揭示出尔时太原民众日常生活的重心所在，海子边在其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不言自明。一首民国早期的诗作描绘了春日雨后海子边的旖旎之态：“湖色清且静，楼台变水晶，时有新来燕，点水戏不鸣，盘绕相上下，与水如有情，春寒惹烦恼，好景娱我心”，此时的海子边给人一种别样的清幽之感。另一首竹枝词记述了春日里妇女游逛海子边的情状：“聘聘袅袅丽人行，结伴当街雁字横，说道春来风光好，相将携手到文瀛”，诗作将年轻妇人结伴同游文瀛湖的美丽姿态刻画地细致、逼真。夏日的海子边是一年中最具游赏价值的时段。盛夏黄昏，红霞满天，凉风习习，是一日中游赏的高潮期，有史料载：“夏间夕阳西沉，红霞映于水面，游人噪杂之音微，鼓姬入韵之声息，凉风扑面，明月在天，游此者心旷神怡，不辨天上与人间也”。夏日里每逢北湖中的荷花盛开，更是成为吸引民众前往游观的重要景观元素。不少诗文的主题均涉及文瀛湖观荷，有两首竹枝词如是称：

流连风景引情赊，晋祠归来日未斜。说道晚凉还有事，文瀛湖畔看荷花。

去鬟新绾玳瑁玉，露出葇荑玉不如。罗袜高悬红映肉，状元桥畔看荷花。

文瀛湖中大鱼出没，临湖垂钓也成为很多民众的休闲方式，有竹枝词说：“何处垂杆学钓徒，皇华馆外文瀛湖，湖心水绿莲三丈，叶底深藏一尺鱼”。早在光绪十一年（1885年）文瀛湖首次营建时，就于湖中置小舟以备游观，文瀛荡舟于是成为普罗大众的重要游玩方式，一首竹枝词说：“小小渔舟荡水涯，游人直欲泛仙楂，轻摇片桨湖中去，放棹归来日影斜”。夏去秋来，中元节文瀛湖放灯远近驰名，吸引大批民众前往观览。中元节在佛教中为盂兰盆节，此日佛教徒要举行为亡灵超度的法会，其方式便是放河灯，在太原城区放河灯的地点就在文瀛湖上，这与佛教会坐落于文瀛南湖旁侧有直接关系。人们“于文瀛湖内燃放河灯，超渡亡人，故每年是日下午五时之后，中山公园游人如织，拥肩接踵，参观放灯，至十时以后始息”。涉及这一游赏内容的诗作甚多，现择两首竹枝词如下：

乐奏湖边昼已昏，佛家盛会盂兰盆。如云士女看超度，万点河灯逐浪翻。

中元令节放河灯，文瀛湖上影层层。俗人不解新秋味，偏爱肩摩汗气蒸。

两首竹枝词将中元节之夜万众麇集海子边观赏河灯的盛况形象地描绘了出来。时至冬季，万物肃杀，文瀛湖面结冰，人们因地制宜设置溜冰场。1930年代海子边曾经举办过一次大规模的化妆溜冰大会，具体时间在1934年2月1日。本来原定1月30日“在中山公园溜冰场举行”，但因当日天气太暖，冰不坚固，遂推迟至2月1日，此日“文瀛湖（冰场）上烟气弥漫，银光耀目，摩登男女、踏雪冒寒到场观光的约有二三千人”。

汇聚于海子边的游客同时也是庞大的消费群体，这时的海子边遂成为很多民众赖以谋生的重要场所。首先，不少商家看中了海子边蕴藏的巨大商机，他们在此开设起为数众多的店铺、摊点，如茶社、餐馆、冰激凌馆等。其中最为常见的是茶点社和小餐馆，在文瀛湖的东、西两岸均有分布。茶点社中最有名的是1933年开业的“民众茶社”，茶资低廉，茶社内“规定某时讲演，某时说书，以娱来者”；小餐馆则经营多种日常小吃，价位低廉。其次，海子边还是各色艺人在太原城内最为集中的地方。坤书场通常设立在长海子附近，夏日午后，坤书艺人会为游园者表演各种戏曲，并提供干果与茶水。说书场在海子边的东、西、南三面均有设立，可观的人流吸引了不少说书人前来献艺谋生。海子边也有专门的相声场，艺人不少，譬如在民国中后期较出名的艺人是夏福义，擅长说长篇单口相声《马寿出世》、《康小八出世》，对口相声《戏迷药方》、《戏迷传》等；还有来自北京的庞子泉，能说长篇单口相声《满汉斗》、《九头案》等，常与夏福义合作。总之，我们称民国时代的海子边为百业杂陈之处、三教九流汇聚之所是毫不为过的。一则1945年的资料载：“说到海子边的性格，确是有点像北京的夏之什刹海，不过没有它的青美而安静。它又有点像天桥，不过又稍稍带点公园的风味，确又不可与天桥同时而语”，在这位作者的眼中，太原的海子边虽然无法与北京的天桥相比，但确是有几分神似的。

比游赏胜地、谋生之所更为引人注目的，是海子边作为晚清民国时期太原城内最为重要的集会中心的角色。“此海子胜地，春秋佳日，何以盛会独多”，这是1920年一位《申报》记者发出的感慨；又如一首竹枝词所称：“群众示威海子边，呼声喊起势翻天，游街岂是应酬事，打倒军阀口头禅”，两则资料皆显示出民国时期人们对海子边集会行动的深刻印象。缘何这里会成为太原城的集会中心呢？原因不出以下三个方面。其一，海子边一带是太原城市人口的密集分布区，也是流动人口的聚集区，数量庞大的人流量显然十分适合集会宣传的需要。1935年7月的人口统计资料显示，此时太原城市人口共143625人，其中海子边所在的第一区有34352人，在所有五个区中居第一位，显系城内人口最为密集之地；海子边作为流动人口的聚集区，在上文业已阐述，此不赘言。其二，众所周知，青年学生往往是近代中国群众集会的主要发起者，而海子边一带恰恰是太原城内大中学校的集中分布区，这为青年学生在海子边聚集提供了地理之便。自清末至1930年代中期，太原城区逐步建立8所专科以上学校，其中6所均在海子边附近，具体而言，山西大学位于侯家巷，距海子边约600米；法学院在上官巷，距海子边300米左右；并州学院在皇庙东巷，距海子边500米左右；农业专科学校在上马街，距海子边约900米；工业专科学校在西羊市街，距海子边约900米；商业专科学校在新城西街，距海子边约800米。另外，作为中学校领头羊的山西省立第一中学就位于海子边南侧的原贡院旧地。（可参见图3）其三，最为重要的是，海子边内部有足够容纳大量人群聚集的公共空间——文瀛湖北岸与国货陈列馆（也即劝工陈列所）之间的广场，时人称为“大旷场”，文献对此明确记载称：“国货陈列馆前之大旷场，为民众运动集散场所”。（参见图3）至于这一广场如何形成，惜已无文献记载，推测在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劝工陈列所建成之时，该广场正式形成，此后又有过多次整修。

  那么，晚清民国时期海子边究竟出现过哪些重要的集会行动？规模如何？经笔者搜集相关文献，现将重要集会活动列表如下：

                         表1 晚清民国时期海子边重要集会活动一览

  上表中仅列出了发生在海子边的10次集会活动，实际次数远远不止这些。首先有必要着重指出的是1912年9月19日孙中山在海子边的讲演。太原城作为国内最早响应武昌起义的城市之一，对于中华民国的创立起到了重要作用。这年的9月17日，孙中山应山西都督阎锡山之邀，启程赴晋。9月18日抵达太原，下塌于海子边东侧的皇华馆。9月19日山西农工商学界在海子边的劝工陈列所举行欢迎会，孙中山作“吾人必牺牲目前小利以求将来之幸福”的讲演，面对广场上的各界群众，他强调“今日最要之事，乃各省当统一是也。晋省于民军起义之际，既立此好榜样，则今后于中国重行建立之事业，亦当为各省模范”。孙中山在海子边的活动在山西各界甚至整个国内产生重要影响，海子边也由此成为勾连孙中山与山西之机缘的空间标识。除此之外，上表显示出有些集会的规模是十分庞大的，譬如1927年7月16日集会人数达10万以上，史载集会当日“工界完全停工，报馆均各停刊，虽欲雇一洋车亦未之能得，满街满巷群趋若狂，数十亩地之会场，后至者竟无立足。”海子边的集会活动有些属于政府主动发起、民众参加的官民合作性质，如1915年12月24日的集会游行、1936年9月18日的集会，均属此类。史料记载山西牺盟会成立时的场面说：“本月十八日上午，文瀛湖竟起了怒涛，有八九千人在怒涛中怒吼！男的、女的、老的、少的、贫的、富的、各党各派的都集合在文瀛湖畔，大伙儿结成一条战线，万众一心，同仇敌忾！”不过另有些集会则是由民众单独发起，带有官民博弈或官民对抗性质，如1919年5月7日的集会就是由学生自行发动。他们联合太原多所高校学生2000余名，先集会于文瀛湖北岸，然后整队游行至督军署，要求面见阎锡山，试图给政府以压力。晚清民国年间海子边与政治的关联度是如此紧密，俨然成为观察地方和国家政治演变的“晴雨表”。

3. 官方对海子边的控制

晚清民国以来海子边庞大的人流量、多元的行业结构、复杂的人群构成以及频繁的集会活动，使太原官方认识到维护这一区域正常的社会秩序的重要性，其中以1930年代太原市公安局在海子边的诸多举措最为典型。

1934年5月27日太原市公安局设第五科，以接管此前由市政公所、市政科负责的市政工作。当年6月，太原市公安局以“文瀛湖年来不时发生投湖自杀事件”，“为便于防范救护计”，特于中山公园（即海子边）添设派出所一处，配置水警和善于游泳的警员各六名。这个中山公园派出所实际上成为海子边的专门管理机构，显示出官方对此方公共空间的强力介入。

  随后，太原市公安局接连出台了关于中山公园的一系列制度规定，包括游览规则、运动规则、乘船规则、汲水规则、摊贩规则、厕所规则、讲演规则等，从具体内容来看，规定十分细致，极有针对性。譬如在《中山公园游览规则》中，对在海子边游赏的民众规定了八不准：不得故意攀折花木、不得损坏公园建筑物及其他公有物、不得任意喧哗叫嚣、不得聚众滋生事端、不得妨害公共卫生、不得有伤善良风俗、不得阻碍游人交通、不得骑车在园内游行等。针对在海子边从事体育运动的民众，官方要求运动时间应在每日上午5时至下午7时，倘若损坏运动器械，应负赔偿之责，此外还应尊重体育道德。针对乘船游湖的民众，更是制定了11条规定加以约束。譬如游驶时间限定在每天上午的10时至12时和下午的3时至7时，无票不得登船，每张船票售洋三角，乘船游驶绕湖一周不得超过一个小时，船夫不得向乘客索取小费，等等。针对海子边大量摆摊谋生的摊贩，省会公安局规定：

  各摊贩应遵守左列事项：甲、照指定地点营业，不准任意设摊；乙、每日营业时间 自上午七时起，至下午九时止；丙、开始营业前，须向本局第五科呈请登记，缴纳地租及领取执照。各摊贩不得有左列情事：甲、妨害卫生及清洁；乙、妨害安宁秩序；丙、容留闲杂人等；丁、任意倾倒污水尘芥及抛掷废物；戊、兼营不正当副业。

针对海子边的讲演者，规定其必须在公园东边讲演台上讲演；在同一时间内讲演应以一人为限，如有二人以上皆欲讲演时，每人讲演时间不得逾半小时；自由讲演者须于下午7时前停止。此外还对讲演内容作了限制，要求不准作有伤风化或煽惑人心的演词。上述诸多规则的制定使我们感受到海子边空间中“国家”（state)的强势存在。

四 结 语

作为一方地理空间，海子边是自然与人为双重营建的结果。自然力在文瀛湖水体的生成中扮演了关键角色，而日后海子边的空间演变则深深打上了人为营建的烙印。列斐伏尔在论及社会主义空间与资本主义空间的区别时曾说：“一个正在将自己转向社会主义的社会（即使是转换期中），不能接受资本主义所生产的空间。如这样做，便形同接受既有的政治与社会结构；这只会引向死路”。笔者认为，这位空间思想大师的话同样适用于传统与近代的社会转变期。明清传统时代，措置于海子边的重要地物是以贡院为主体、包括文昌行宫和纯阳宫在内的建筑群落，但晚清时期科举制度的终结决定了贡院走到了它的尽头，代之而起的是新式的山西公立中学校，同时文瀛湖水体北部的劝工陈列所、市政公所以及水体东部的自省堂等新增建筑的功能均与近代社会的内在特性相一致。

  作为一方社会空间，明清民国时期的海子边经历了由幽静到嘈杂的变动历程，这一变动历程提示我们，空间从来就不是空洞的，总是蕴含着或多或少、或简单或复杂的“意义”。明清传统时代的海子边虽已经具备景观价值和游赏功能，但却是较低层次上的，此一时段的海子边多给人以清幽之感，表现出较为明显的士人游赏场所的色彩。晚清民国时期海子边的功能变得丰富多元，喧嚣异常，首先是作为游赏之地，其景观美感较之明清传统时代更进一步，最常光顾此地的人群由士人精英一变而为普罗大众。这里还是众多民众的谋生之所，百业杂陈。同时，海子边还是重要的政治空间，一场场集会、游行不断上演，见证着民众与国家的合作与对抗。必须承认，晚清民国时期的海子边对于普通民众养成带有现代性色彩的生活理念、生活方式、行为方式以及国家观念的生成与强化所起的重要作用是决然不容忽视的。

  与明清民国时期海子边从幽静到嘈杂的功能转变几乎相同步的是国家（state）力量在海子边的逐步成长。明清传统时代，该地作为太原城内东南隅的一方水区，官方对它似乎毫无兴趣，其表现出的“城市蓬莱”式的幽静特性也使得官方没有必要控制这一空间。但晚清民国时期的情况就大不相同了，海子边越来越表现出它在多个面向上的特殊性，民国元年（1912年）孙中山于此地讲演应当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民国二年（1913年）官员身份的刘世祥大加整理海子边的举动，体现出官方对该地的关注。但是我们注意到，刘世祥的身份乃是坐落于水滨的劝工陈列所的所长，这时还没有专门的海子边管理机构，刘氏的治理行动是在“请于官厅”之后才展开的。降至1930年代，情况再次发生变化，太原市公安局主管市政工作之后，专门于海子边（中山公园）设立派出所，实际上担负起控制海子边日常秩序的职责。同时该局进一步出台了周详、完备的制度规定，涉及面向广泛，几乎覆盖了此时海子边作为社会空间的所有功能，它要求人们游赏观景要遵守秩序、体育运动要遵守秩序、乘船游湖要遵守秩序、上厕所要遵守秩序、内中的小商小贩要遵守秩序，讲演者更要遵守秩序，不可发表不利于政府的言论。至此，海子边的国家（state）力量发展至顶峰。

海子边是一方微观空间，我们却从中看到了一个宏观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