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革教授新著《江南环境史研究》( 科学出版社，2016 年) ， 全书共 60 万字， 分四编， 凡九章。该著从吴江的陆淤与吴淞江流域的水旱变化、嘉湖生境的形成、水生植物的生态与景观变化、生境认知与生态文明几个方面，对江南生态环境与居民实践活动的关联进行了一体化的考察。著作不仅运用多学科知识将多种环境要素置于历史的纵横面进行多层次、多维度的分析和整合， 还透过士人对生境的认知梳理生态文化的发展脉络，在较为广泛的界面系统地分析了江南区域人与自然互动的生态文明过程。
立足江南水环境“单元”
将特定区域作为对象是环境史研究的必由之路。区域环境史研究不仅可以厘清区域环境变迁与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关联，还可以由此及彼， 为整体环境史提供借鉴。任何特定区域都可以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单元进行研究， 环境史视野中的单元， 在资源上可以归并， 在空间上可以整合， 有着一致的发展路径和演变方向，城镇、乡村、山林、海洋、湖泊等都是研究的切入点。确立单元， 便于梳理构成单元的要素，更好地建立研究假说及研究框架。
基于“单元”的区域环境史研究，可以寻求国际化与本土化的结合。国外学者在特定区域的研究方面集中了大量精力， 美国、英国、德国、法国等对于城市史的热衷， 德国学者对莱茵河环境史、荒野景观及其小镇和特色行业的历史地理环境的研究等， 都是针对区域“单元”。美国学者利奥波德的《沙乡年鉴》、法国学者布罗代尔的《地中海与菲利浦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及隆巴尔的《东南亚———另一个“地中海”》是区域环境史研究的力作。国内亦有诸多学者专注区域生态环境史研究，如侯甬坚、张建民、王利华、蓝勇、王建革等分别在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华北、西南、江南等区域生态环境变迁等方面开展了重要的工作。鉴于此，国内外学者针对区域“单元”的环境史研究， 需要在研究旨趣、选题、方法和目标等方面进行对话， 为开展跨国别的、面向现实和未来的全球区域生态环境史研究奠定基础。
江南是中外学者研究的热点，江南区域史代表了有关研究的学术前沿。国内外学者在政治、经济、社会等诸多方面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主要原因无外乎两端: 其一，历史上的江南( 唐宋以降)是中国经济社会较为发达的地区之一， 是全国经济中心， 江南的发展凸显了近代以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演变的状况和特点。其二，江南地区在自然地理、水文、生态环境等方面具有一定的同质性， 农业经济、社会文化发展趋于一体化， 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基本一致。当然， 区域内士人聚集， 社会文化发达，文献资料丰富，亦为江南的区域性研究提供了便利。① 水环境是江南的特色，《江南环境史研究》以“水”为中心，全面分析水环境主导的生态环境与人文的互动， 可谓击中要害、深得要领。布罗代尔的《地中海与菲利浦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基于地中海区域长时段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整体研究，通过“群海联合体”的“总体史”揭示群海区域的共同命运和发展趋势。作者长期关注布罗代尔的学术风格和研究方法，《江南环境史研究》针对“湖河共同体”， 以千年为尺度， 对生态环境与人类实践活动的关系进行了纵向梳理和横向整合。
王建革教授长期致力于生态环境史研究，曾涉足华北地区生态与社会的研究， 近年来转向江南， 2013 年出版《水乡生态与江南社会( 9—20 世纪) 》，以江南区域的水文、水利和农业以及相关的社会制度体系为重点，偏重于生态与社会的关系，有一定的社会史偏向；这本《江南环境史研究》偏重于人与环境的互动，属于较为纯粹的环境史著作。“侧重点是吴江和嘉湖地区的水环境， 以及由人与水环境互动而产生的水文与地貌的变化，农业与水生植物的变化，以及士人阶层对环境感知的变化。”( 绪言，第 3 页) 著作选取江南核心区域———吴淞江中上游和嘉湖地区( 包括钱塘江两岸) ———进行研究，其基本用意是将其视为一个相对独立整合的水环境“单元”。吴淞江属于太湖水系，流经吴江、苏州、上海，由吴淞口入海，而嘉湖地区水网由运河主导，以四围运河为架构的区域水网与吴淞江水系发生着紧密的联系， 吴淞江与运河垂直交叉， 两水系相互渗透影响， 在区域内交织成网， 构成了一体化的水系状况，引导了自然地理、水文地貌、生态环境的变迁乃至经济社会的整合。
紧扣水环境变迁与人们实践活动的关联
环境史研究的要义是揭示人与环境的关联和互动。环境变迁不仅包括环境要素的自然演变， 还包括人对自然的扰动及其自然和人工扰动的整合。河湖主导的环境变迁是河湖自然环境与人文活动相互作用、双向适应的结果。该著基于“纯粹的无机自然”( 包括湖泊、河道、自然地理等) 、“与人类关系最密切的自然”( 桑基农业等) 、“野外的自然”( 水生植物等) 三个层面分析了区域自然环境变迁与人类活动的互动过程，将环境史置于环境——经济——社会——文化的整体系统中进行把握， 凸显其一体化的研究理路。
作者经过细致地梳理分析，指出太湖淤积和湖田、圩田的形成对该区域的水土环境变化造成重要影响。其以吴江水文变化切入，分析诸水系及其干支结构与湖泊之间的关联， 阐述运河对区域河网的影响，分析吴江出水口的北移对于河网格局形成及其圩田水利整合的作用， 认为吴江长堤与落淤及其圩田扩张之间存在必然联系。对于明代湖田的形成， 作者不仅从太湖出水口的变化、堤岸技术和圩岸制度等方面给予解释，还分析其与社会制度( 经济、税赋、农业、技术等) 、农业生产及社会生活等方面的关联。不仅如此，该著还对区域水系的整合进行了分析，形成了吴江( 三江咽喉) 、大运河和区域河网的一体化认识，这也是把握江南水环境的关键所在。吴江长堤和长桥的修建， 促使吴江一带蝶形地貌的形成，而由于落淤加剧抬高了地势，为桑蚕、林木、农田作物的生产开发提供了契机，农业扩张加重淤积，导致水流阻塞，水网重新布局，由此形成新的水系状况。水利建设和农业生产加剧了水系的整合，水系整合影响了区域经济社会的基本格局。
旱涝是衡量水利状况的标志。对于江南区域历史时期的旱涝变化， 作者指出宋代以后旱涝越发严重，呈现“旱涝敏感”，明清时期一些地方旱情则更为严重，其主要原因是人口增长和农业开发。由于农业扩张和利益驱使， 占垦圩田无序化， 改变了原有的水陆结构， 湖泊落淤加剧， 导致河道与水网经常处于此淤彼涨的不稳定状态; 而湖泊积淤造成的水土环境又制约了太湖入水口、出水口的进出水状态，入水口由于圩田开垦泥沙含量大，淤积加剧，出水口由于泥沙淤积成滩， 形成湖田， 水体出入不畅，水旱灾害加剧， 由此带来湖泊及其圩田和冈地的转换， 水灾敏感转为水旱敏感， 旱情敏感的加剧势必造成农田的“干田化”。为了适应新的水利环境， 官方进行开河、筑岸、建桥、置闸等应对性措施，这种不得已甚至是盲目性的举措，使得圩田、河道、河港发生新变化， 湖泊、河流重新分割， 河网趋于碎片化，渐渐形成新的水系和河网格局，水利环境重新整合。
随着吴淞江口的北移、蝶形地貌的形成和稳定， 明清时期吴江地区的水利环境渐趋稳定， 在圩田、河岸生态环境的基础上形成发达的农业和蚕桑业， 由此渐渐形成了特殊的嘉湖生境。嘉湖生境的形成，营造了与此相适应的农业生产方式( 圩田、桑蚕、养猪、养羊) 。作者将嘉湖地区水文生态环境与其涵养的农业生产方式( 桑基农业) 的形成和发展进行关联性研究。全面分析桑基农业生态系统所形成的小生境对于经济、社会与文化多层面的影响。明代开始， 嘉湖地区水土环境不断趋于小型化和碎片化，农作物( 水稻、蚕桑等) 种植渐渐取代水生植物( 芦苇、荷花、菱等) ， 市镇获得进一步发展，生境发生较大变化。圩田的创建及其拓展， 逐渐形成圩内种稻、圩岗栽桑、水草养鱼的农业生产格局，构建了种田养猪、猪粪肥田、种桑养羊( 蚕) 、羊粪壅桑、水草养鱼、鱼粪肥桑等各业并举互补的农业发展模式②，建立起“农、牧、桑、蚕、鱼”良性循环的农业生态系统。在特殊生存境遇中， 施行种植业和饲养业的结合，获得较多的农业产品和较高的经济收益。水环境养成了江南人勤劳生存的性格。该区域桑基农业生态系统是中国历史上也是世界农业史上值得称道的生态农业模式。这种模式使得区域内各种农业要素在物质和能量上实现了多级多层次的循环， 维系着区域社会生产和生活。
对水生植物生态环境的微观分析
环境史研究的难点是对环境微观因素的作用及机制进行厘析。作者在整体把握区域水环境状况的基础上，深入“野外自然”的微观层面，探索水生植物的生态环境及其景观变化，将环境史研究引入“深水区”。水环境的变化，宏观上取决于自然地理气候因素与人类活动， 微观方面来自水体本身和水生动植物( 包括微生物) 环境。研究水生植物生态环境变化， 其资料搜集难度很大， 作者不畏其难，除了深入挖掘有关史料以外，还充分运用诗人画家作品中的有关信息， 揭示水生植物生态与景观的变化。
著作沿着水生植物的分布梯度， 依次分析挺水植物、浮水植物、沉水植物生存环境的变化， 阐明水环境与水生植物生态的互动过程。对于挺水植物生态环境，通过对水环境具有标示性意义的葑田( 以菰草以主的漂浮植毡) 和芦苇、菰草、菖蒲、莲群落( 藕) 的生长环境变化的分析， 揭示水环境变化与水生植物生态群落的密切关联。挺水植物生长在水陆结合部的湿地和滩地， 在圩田、湖田不断开垦的情况下， 水面和水质发生变化， 芦苇等水生植物生态环境遭到破坏， 水陆环境发生变化， 导致湖泊及水网的整合，水生植物生长和分布发生变化， 渐渐形成新的水文生态和水生植物格局。对于浮水植物， 他分析了蘋、荇、莼和菱等植物生长的水环境及其变化， 阐述莼和菱所具备的特殊的环境史价值。莼菜对于水质要求高，对水质变化较为敏感， 静清水流利于其生长繁衍。他深入研究水环境的生态细节，以莼菜对水的敏感性来探究水环境与水生植物的关系， 视角独特， 难能可贵。对于菱，他一方面梳理了历史时期的种植情况与水环境的关联， 说明了经济上的“菱芡之利”， 另一方面阐述江南“荷花”———“菱”的审美线索及其变化。对于沉水植物， 他将藻类等水生植物与湖水清澈、绿水环境进行关联分析，阐述其对于水质清洁和净化的作用， 指出不同的水生植物群落变化所引起的水环境变迁，并由此关照文人对于“绿水”景观的审美诉求。
景观反映了环境史的一个侧面。宽广的水面及其水生植物是江南景观的象征。作者透过士人群体对于水生植物景观的审美变化， 分析士人审美及其社会文化的变迁过程， 从景观审美层面反映人与环境的互动。在人口增多、农业开发及其经济利益等因素的驱动下， 江南水环境总体质量下降，水生植物不断减退，大水面和水生植物交相辉映的大景观逐渐消退， 野外景观支离破碎。水环境变迁带来水生植物的景观变化，莲群落( 荷花) 是这种变化的最好例证，它不仅具有重要的环境史价值，还具有特殊的景观审美意义。明清时期， 由于湖田、圩田的开垦和发展， 莲群落在水面、水流、岸堤、落淤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下大量减少，荷花景观渐渐减退，大水面荷花景观不断减少甚至消失， 荷花景观转为小水面甚至趋于庭院化，景观审美趋向小型化，士人的审美风格及其文化趣味发生转变， 总体取向狭窄和精致，由此不断内化为江南人的社会文化心理。
探求士人对生态环境的认知体验与文化积淀
由环境变迁、“生境认知”关联延伸至区域生态文明是作者一体化研究思路的提升和拓展， 也是著作最为宏大的落笔。著作第四编“生境认知与生态文明”，基于士人群体对于生态环境的认知和体验，阐述生境变化引起的审美和文化取向及其由此积淀的生态文明， 获知环境变迁对文化及文明的作用和影响，观察区域生态文明史的过程。
士人群体对环境的认知，反映了环境的历史变迁， 折射出环境变化对社会文化的影响。作者通过列举大量诗人及画家的作品， ①以汉代的“炎热感”、唐代的“暖色调”、宋代的“四季感”、元明清的“寒冷”等气候特征为线索，分析士人身处各种环境下的生态体验，勾勒了气候环境变化的大体线索。士人对于四季所表现出来的春哀、悲秋( 伤春、悲秋、感夏、哀冬) 的情怀，赋予四季环境景观及其审美变化和价值取向，不同生境下的四季体验，引申出不同的审美意象和文化旨趣， 反映了不同的生态文化。可贵的是，他还仔细梳理了士人对于橘树、梅花、雪景、烟雨等具体情境的不同感受， 阐述环境景观变化对于文学艺术、社会文化沉淀的重要价值。
诗画作品在不同的时代反映了不同的风格。唐代之前，江南开发不深， 诗画作品重在山水审美。唐代开始，江南之美受到士人们关注，唐晚期“江南好”几乎成为流行诗歌的主题， 以山水诗为盛， 而唐末农业开发带来了农业景观的增加， 诗人开始关注农业的丰收， 也出现了陶渊明式的耕隐境界。总体而言，五代之前诗画多执着于大景观山水，生境体验的范围比较大; 两宋时期， 以范成大、陆游为代表的田园诗， 以江南山水和园林为题材的山水画达到艺术高峰; 南宋以后， 士人多定居城市， 居住别墅，审美空间狭小，流连于野外山水的“江湖诗派”应运而生， 他们在更大空间寻求广阔的生境审美; 明清之后，由于农业开发加深、作物种植结构单一、园林兴起等多种原因， 文人骚客更加专注于园林、庭院、竹石花卉与农业景观，其诗画作品风格也随之转变，这虽然受到时代精神的浸染， 但也是环境及其景观变化的产物。士人群体的诗画作品， 既反映了历史时期环境演变的事实， 又积淀为时代的社会文化精神。特定的生态环境支撑区域生产生活方式，营造与此相应的社会经济和生态文明。
环境变迁导致景观变化，士人的景观审美随之应变。大景观及其野外景观的消退， 使得士人群体的生境在大生境 － 大小生境交互 － 小生境中转换， 与此同时， 他们的认知体验和审美也发生相应的变化。随着大景观的退化和消失，人们的生境不断逼窄，大生境渐渐淡出， 在经历大小生境的转换后，开始步入小生境之中，诗人画家对于宽广的大生境的关注随之转移到狭窄的小生境周围， 野外景观、大水面和大片水生植物景观渐渐淡出视野， 单体植物如桃、梅、菊、荷等进入诗人画家作品的“情景”之中，他们的情感表达和审美诉求由此也发生转变，由以自然景观审美为主的自由奔放转向以人工景观审美为主的精细内敛。此外， 由于农业开发的加深， 野外自然景观减少， 农业景观增多， 这不仅使得文人群体对于景观的关注从野外转到农业，还使得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的女性群体进入士人视野，“采桑女”、“采莲女”、“采菱女”等女性群体不仅获得了社会分工中的地位和好处， 还成为士人审美诉求的对象，江南水乡女性群体形象获得重新塑造和提升。作者这种基于环境变迁 － 生境转换 －文化营造 － 文明积淀的观察视角和分析理路，可为环境史研究提供借鉴。
多学科知识的交叉运用
环境史研究涉及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 需要多学科知识的交叉运用。作者具有历史地理、水文水利、生物学、农学、生态学等学科的知识储备，具备深厚的历史人文学科涵养， 通过多学科知识的运用和整合，多视角、多层面地展示了人与生态环境互动的整体面貌。
生态学对于环境史研究十分重要。作者借鉴生态学知识分析人与环境及其环境各要素之间的关联，对区域生态环境系统进行整体把握。探讨任何一个生态系统， 一方面需要运用生态学的系统观，将所有因子置于一个整体环境系统中进行考察， 另一方面需要对生态环境系统的主要因子进行梳理，研究各因子之间的关联、作用和机制， 这不仅包括对自然地理气候因子的梳理， 还需要对生物种群的类别、特征、数量、时空分布等进行分析， 研究人类活动对于不同因子的作用及其各因子之间的相互作用。他运用生态学理论，对于历史时期的自然地理气候、人类实践活动、水土环境、水生植物等多种因素进行分别考察，厘清其相互作用和影响，在此基础上以系统的观点再行综合， 全面分析江南区域人与环境互动的历史过程。在探讨葑田、芦苇、菱、莲群落及其莼菜与水质敏感、沉水植物与水质净化等方面，涉及环境因子之间的作用机制，拓展了环境史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在自然地理和水文知识方面，作者对于长江中下游地区、三江、嘉湖、太湖、吴淞江等区域自然地理地貌、气候、水文等方面情况驾轻就熟， 梳理分析了江南区域自然地理状况及其三江、太湖形成及其演变脉络。对于杭嘉湖、吴淞江水文状态，尤其是太湖进出水口的变化， 以及黄浦江、太湖淤积、蝶形地貌及其圩田形成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细致地分析，厘清大运河与区域水网、水系、分支水系及其各水网、水系之间的相互关联和影响，由此分析各区域不同历史时期的水环境变迁。当然， 如果能结合厄尔尼诺( 反厄尔尼诺) 现象、太阳黑子活动等造成的宏观天气系统的变化，考察其对于区域气候、水土环境及其生产生活实践的影响，再与区域环境进行关联整合，分析就会更加全面。
在生物学和农学知识方面，作者积累很深，相关阐述颇为深刻。在水生植物方面， 需要了解各种水生植物生长习性及其生态群落，对挺水植物、浮水植物、沉水植物生物学特性及其生存环境进行辨析，由此讨论对于水环境具有标示意义的葑田以及芦苇、菰草和菖蒲、莲群落的生态环境价值。在农学方面，涉及湖田、圩田的形成演变、农业开发、桑基鱼塘农业生态系统等诸多方面， 需要运用耕作制度、土壤环境、植物品种、作物种植、农业技术、土壤肥料、农业生态等各类农学知识进行阐释。同时，在论述嘉湖小生境及其农民经济、心理、性格等方面， 还借鉴运用经济学、社会学等方面的知识和
方法。
在历史人文方面，作者运用大量的诗人画家作品， 结合吴语民歌、吴门画派及其地方志资料， 挖掘其中蕴含的环境史和文化史信息，探讨环境变迁与生态文化的积淀。探求士人对于生境的认知体验和审美诉求，观察社会文化乃至生态文明的积淀， 这是一个高难度的话题。一方面需要研读大量的古代诗词及绘画资料，在充分占有资料的基础上，解读原文，爬梳剔抉， 厘清线索; 另一方面需要从中甄别筛选士人关于生境认知体验和景观审美的具体内容， 探求环境要素与文化的切合， 其人文涵养和治学精神令人钦佩。不可否认， 诗词绘画作为环境史资料尽管存在诸多的不确定性和模糊性，而“史”与“诗”的结合及其相互印证却可以将环境史定位在文化界面， 开辟环境文化史、生态文明史等研究方向。鉴于此，能不能也有一种文学艺术式的环境史呢? 或可采取多元视角， 以诗性、隐喻及批评的方式揭示人与环境的关系，这也是我们对于作者的期待。
作者简介：
胡火金，苏州大学社会学院专门史学科教授，毕业于南京农业大学，获理学博士学位。主要研究方向为农业史、科技思想与文化、生态思想史。参加、主持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及江苏省人文社科基金等项目研究，出版著作《协和的农业——中国传统农业生态思想》《经验与哲理：中国古代农业思想与文化》，参编、主编著作3部，在《道德与文明》《自然辩证法通讯》《中国农史》《自然辩证法研究》等期刊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