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对待历史时期的治所迁移问题，应重视长时段理念下的过程性研究，唯有如此，才能最大程度地接近历史真实。1959年12月山西省崞县治所由崞阳镇迁至原平镇。原平镇之所以能够成为新县治，绝非自建国后方现端倪，实际早在明代中期其交通优势开始显现（成为两条驿路的交汇点）之时既已埋下伏笔，这使得崞县境内的经济中心经历了从一元（崞阳镇）到二元（崞阳镇——原平镇）再到一元（原平镇）的“结构”变迁。就治所迁移“事件”本身而言，从1956年1月崞县方面提出首次迁治申请到1959年12月最终完成迁治，过程一波三折，新治所党政机关建筑的经费投入、忻县地委专署的迁治意向、大跃进运动的推进、崞县方面的迁治坚守等成为影响迁治进程的关键因素。

[关键词] 崞县；原平镇；交通区位；治所迁移；长时段

【文章出处】《历史地理》第三十七辑，第105—123页。

一、引言：治所迁移问题与长时段理念

治所即地方各级政区主官衙门所在的聚落，是国家在某一特定行政区域之内的统驭中心，是该区域的根本重地，往往也是该区域的经济与文化中心。一般而言，治所位置的移动会带来区域内多种资源的重新配置，对区域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因此，官方在选择新治所位置时往往会综合考虑各种因素，慎重作出决定。

历史时期的治所迁移问题长期受到学术界的关注。不少学者将关注点置于考证治所迁移的时间及地点问题上，并进一步追索迁移的原因及规律，他们的工作有力推动了相关领域的研究进展，此类成果多集中于文献资料较为缺乏的历史早中期。由于历史时期的政区治所往往也是区域内的中心城市，治所迁移问题自然也受到历史城市地理、城市史研究者的关注，大量成果集中在对城市选址问题的讨论中，其中侯仁之先生的贡献是开创性的。侯先生从地理环境（包括交通、水源等因素）入手分析城市的选址，为历史时期城市选址研究奠定了方法论基础，至今依旧是该领域的重要研究“范式”，影响深远。不过，近年来，成一农先生对单从地理角度对城市选址进行分析的做法提出了商榷，认为“地理因素或者宏观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在某一区域中可能会产生城市，但是否产生了城市以及城市的微观选址则是由人决定的”，主张在关注地理因素的同时，应该深入分析其中的人以及非理性因素，展现一个多彩的历史。

成先生的观点无疑是合理的。笔者进而认为，对待历史时期的治所迁移问题，在史料允许的前提下，有必要在“长时段”理念之下开展过程研究，唯有如此，才能最大程度地接近历史真实。不过必须指出的是，笔者所言的“长时段”并不限于布罗代尔所指的“缓慢流逝的、有时几乎静止不动的”地理时间，而是意指在一个足够长的时段内来观察与历史事件相关联的各种要素。就治所迁移问题而言，迁移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问题的起点究竟在哪里？终点在何处？这两点之间究竟经历了怎样的过程或曲折？显然，治所的迁移必是经历了一个较长时段之后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要阐明治所迁移背后的基本史实，绝不能仅从迁移事件本身出发，亦不可仅视为孤立的地理问题，实应以长时段的理念对待之。

本文的研究地域——崞县——在1959年12月发生了治所的移位，从今天的崞阳镇迁至原平镇。当在长时段理念之下看待该现象时，我们有理由追问，究竟是哪些因素最终促成了这一迁移行为的实现？1959年的迁移是别无选择的必然之举吗？崞阳镇与原平镇各自有着怎样的聚落发展史？驱动两个聚落发展的动力是什么？治所迁移是否与二镇在经济方面的地位升降相呼应？迁移作为一项“动议”是何时由何人（或哪一类社会群体）在何种背景之下提出的？从动议的提出到迁移的完成之间有无回环曲折？本文试对这些问题展开探讨，并希冀通过这一微观个案凝练宏观认识，不当之处，敬祈方家指正。

二、交通区位与城镇发展：崞阳、原平二镇的聚落演进史

1.历史时期崞县境内的南北交通大道与县治添设

历史时期崞阳、原平两处聚落的兴起与发展始终受到交通区位的强大驱动，可以认为，两地均是“交通型”城镇的典型。从交通地理上来看，由今天太原北行至塞外，很早就发展起一条交通大道。北宋初《太平寰宇记》引北朝时人所撰《冀州图》云：“入塞三道，自周、秦、汉、魏以来，前后出师北伐，唯有三道：其中道正北发太原，经雁门、马邑、云中，出五原塞，直向龙城，即匈奴单于十月大会祭天之所也。”《汉书·匈奴传》载，公元前201年，冒顿单于“南逾句注，攻太原，至晋阳下”，这里的句注即今天雁门关所在的恒山山脉。由这两则资料可以推知，其一，这条自太原北出塞外的交通线早在先秦时期既已开通；其二，自今太原至雁门关之间的交通走向必是循着今忻州至代县之间的走廊地带行进，我们姑且名之曰“忻代走廊”，而忻代之间的崞县中部正是忻代走廊的中间路段，这是由该县的山川结构特征所决定。崞县境内东西两面山岭高峻，中部乃是滹沱河谷地，地势平坦，南北向交通大路必取道于此，舍此别无他途。

统治者很早就在行经崞县中部的这条南北交通沿线一带设置县治以控驭地方。西汉时置有原平县，唐《括地志》载：“原平故城，汉原平县也，在代州崞县南三十五里”，按今之里距，正在今原平市驻地一带。东汉以迄西晋，原平县治沿而不改，北魏方移治今代县之西，原址遂废。原平县址废弃之后，至武周证圣元年（695年），在其南部十余里今唐林岗村一带又置武延县，唐隆元年（710年）改名唐林县，北宋景德二年（1005年）方才废弃。史料记载，滹沱河在唐林县治东侧自北而南流淌而过，沙河（即今云中河）在县南二里自西而东汇入滹沱。该地位于南北交通沿线上，南去忻口甚近，扼守滹沱河谷，战略价值甚为重要，旧志资料形容说：唐林故城“北据唐林岗，当山河之冲，扼南北之要，昔之置县于此，意深矣”，这是很有见地的评价。相较之下，于今崞阳镇添设县治的时间要晚于原平县，而早于武延县（也即唐林县），不过在治所延续性方面要大大超过它们。北魏永兴二年（410年）于此置石城县，是为今崞阳镇置县之始，东魏曾于此置廓州，北齐改曰北显州，北周时州废县存，隋开皇十年（590年）改石城县曰平寇县，大业二年（606年）改称崞县，此后除元代改崞县为崞州外，迄至1950年代未有任何更易。

今崞阳镇之地自公元410年设治之后缘何有如此强烈的稳定性？这仍旧要从该地所处的交通地理区位来寻求答案。今崞阳镇之地坐落于自太原北出塞外的南北交通大道上，这条交通线在经过崞阳镇之后，东北行约五十里，抵达今代县城，自此转而西北行三十五里，即是扼塞重险雁门关的所在，关北即是长期扮演边地角色的雁北地带了，“夫崞在雁门之南，虽称腹里，而临边止一带”。历史时期塞外部族南下中原，雁门关失守之后，首当其冲即是今代县、崞阳镇之地，故而今崞阳镇之地对于中原政权而言，往往充当扼守要塞的隘口，对于塞外政权而言，这里又是南下中原的平台与跳板。古人对该地的区位特点有着很深刻的认知，一则史料称：“崞故楼烦要塞，绾云朔忻代之冲，实曰崞口，……三晋资屏藩，而忻代之间恃以为安”，另一则史料称这里“川原漫衍，循路夷旷，为省会北冲，首所恃有雁门一障耳，脱失守，崞即其冲，崞虞，兵可深入无忌。”

2.明清民国时期崞阳镇的交通区位与聚落发展

在烽火湮熄的和平年代，穿行于崞县中部的南北向交通大道成为驱动今崞阳镇聚落发展的强大力量。明代之前因史料的缺乏，这条交通线在社会经济方面的利用情况以及今崞阳镇的聚落发展实态已无从考索了，但明代以来的情况却能够较清晰地把握。

首先是明清时期。明代崞县人郭九州描述称：“崞属通都孔道，出崞者毂击肩摩，冠盖相望。”同为明代崞县人、官至南京户部尚书的梁璟（1430—1502年）在一则记文中的表述更为详细，其言：

崞县东北望京师将千里，北望宣府七百余里，西北望大同四百余里。京师为天下根本，而宣府大同京师之后门，御防之极边也。二镇军马之重甲天下，粮储刍豆之需率多出于三晋，运粮无江湖舟楫之便，车挽人荷皆出于陆路，而崞县经行之要冲也。

可以看出，明代宣府、大同两大边镇的日常运转所需多来自三晋之地，转输供给所依托的交通干道正是这条经行于崞县中部的南北大道，而坐落于这条交通沿线上的崞县城就成为受益城镇之一。进入清代，长城内外统一于一个政权之下，社会态势平稳者多而兵革较少，这条南北交通线对崞县城的贡献度是不难推知的。

明清时代崞县城的发展水平可以从它的聚落形态中管窥一二，参见下图：

图1 明清时期崞县城聚落形态图

说明：左图截自乾隆《崞县志》卷一《舆图·崞县城图》；右图截自光绪《续修崞县志》卷一《舆图·县城总图》。

    从外部形态来看，两幅县城图表现出明显的一致性，即崞县城区除东西狭长、南北短促的主城之外，有着面积可观的南关厢与西关厢，两处关厢均筑有城墙，且互相连通，形成附城，此外南关厢之南又有小南关，面积较南关厢明显为小，但亦筑有城墙。崞县城的这一形态特征是在经过了从元末到明末的一系列维修行动之后逐步形成的，乾隆《崞县志》对此记载说：

县城元末察罕知院因旧州城截筑，明洪武八年知县刘伯完、正统十四年知县武桓相继重修。万历二十六七年……砖石包砌，周围长一千一百丈，高三丈六尺，垛墙高六尺，通高四丈二尺，厚三丈八尺。……南关厢城旧附治城，周围三里余，嘉靖二十二年知县史渔加高增厚，万历二十九年知县袁应春、县丞崔穗用砖石包砌，增筑西关城，亦用砖石包砌，两关通连，共长七百九十八丈，高三丈。……旧东关久废，遗址尚存。小南稍关周围二百三十丈，高二丈一尺，门三座，明雁平兵备张惟诚委百户许国用砖石包砌，南面门洞石额曰古楼烦。

引起笔者兴趣的是，明代后期缘何要在城外南部与西部修筑起多座关厢城呢？这是地方官员一时兴起的率意之举吗？显然不是，这实际上反映出至晚在明代后期崞县城外西南方向已经形成面积可观的城市街区，关厢城的修筑正是基于防护这一新的城市建成区的考量而为之的。进一步而言，城外西南区域之所以能够成为新的城市街区，是由该城的主要经济联系方向和微观地理环境决定的。自太原北上塞外的行旅在到达崞县城附近时，必须首先逾越县城南侧的南桥河，经过架设于河上的普济桥之后（参见图2），再北行三里左右即抵达县城南门景明门之下，自此穿行崞县城内，从北门宁远门之下出城，经过城下北桥河上的来宣桥之后，方算是最终离开崞县城区。这一交通布局特征规定了崞县城的对外经济联系方向必然是南北向，而非东西向，这使得崞县城的城外街区理当在南门与北门之外发展。不过，北城墙外紧濒北桥河，两者相距仅有数步之遥，河道之北已是东桥、西桥二村之地，由河道至北城门之间地势十分倾斜，古人称之为“北门坡”，这一地势特征至今依然如此，由此一来，北门外就不存在形成大面积城外街区的条件。相较之下，南门外的优势就明显多了，这里距离南桥河有数里之遥，面积开阔、地势平坦，自然成为城外街区发展的主要地带。西城门保和门之外虽然并非处在崞县城的主要经济联系方向上，但这里的地势同样平坦开阔，且与南关厢一带相互毗邻，故而也得到较好地发展。在嘉靖《崞县志》的记载中，城区一带共有街巷10条，其中8条在城内，另外2条称为“南关”与“南关西”，显然位于城外西南部；至清代晚期，据光绪《续修崞县志》记载，崞县城区一带较大的街巷有15条，其中10条位于城内，其余5条全部坐落于城外西南部。两部县志记载的变化恰正反映出明清时代崞县城受到南北向交通拉动而不断发展的史实。

图2今崞阳镇南侧的普济古桥

说明：图片系笔者拍摄于2017年5月21日。从桥面人车分路而行的条石和深深的车辙印痕可推知古时这里毂击肩摩的繁忙景象。

进入民国时代，崞县城的交通区位进一步改善。除原驿路继续使用之外，民国九年（1920年）阎锡山政府开始修建太原至大同公路，至民国十二年（1923年）正式通车，全长292公里。这条公路在崞县境内坐落于旧驿路的西侧，在崞县城西门外不远处穿行而过，其道路顺直，路况明显优于旧驿路；民国二十四年时（1935年）在这条公路线上组建太同长途汽车公司，于崞县城设站，汽车运输呈现繁忙景象，民国二十五年至二十六年（1936—1937年）7月，经济效益居全省各汽车运输公司首位。受益于交通区位的改善，民国时期（抗战爆发之前）崞县城有了进一步地发展。

图3 1920年代崞县城外部形态图

说明：图片截自民国军事委员会军令部陆地测量总局编绘：《中国五万分之一地形图》“崞县”图幅，民国十二年测绘。

1920年代测绘的1:5万比例尺地形图向我们展示了彼时的县城面貌（参见图3），在这幅图上，穿行崞县城区而过的旧驿路清晰可见，城区西部的太同汽车路亦有显示，崞县主城、附城的城墙依然见存，在主城之外的西南方向有着可观的城市建成区，形态格外狭长，这正是崞县城长期受到南北向交通线的拉伸作用而展现出的必然形态。据方志资料记载，1933年时崞县城有大小商号230家，资本10万元；1936年时较大的商号有41家，主要经营棉布针织品、百货、日杂等项；抗战爆发后，崞县城的商号纷纷倒闭歇业，县城经济受到很大冲击，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有商号129家。此外，据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1月出版的《中国实业志·山西省》记载，1930年代中期时，崞县城区一带有针织厂1家、油坊1家、酒坊10家、染坊7家、鞋坊3家、砖瓦窑厂1家、印刷厂2家、游民习艺工厂1家。不过，这些生产性行业规模大多较小。

3.明清民国时期原平镇交通区位优势的逐步显现与聚落发展的后来居上

就原平镇而言，自北魏时期原平县治移至今代县之西导致城址废弃之后，旧址一带的聚落发展情况长期缺乏文献记载，但其处在南北交通大道旁侧的区位特征当是没有更易的。据成化《山西通志》记载，明朝官方在原平之地设有原平驿，为县内唯一的驿站，其南承忻州九原驿，北接代州雁门驿，此外在这条交通线上另设铺递9处，其中之一即为原平铺。引人瞩目的是，自明弘治年间开始，原平之地还成为西北去宁武关驿路的始发点。现详考如下：

《明实录》记载：“移山西岢岚州永宁驿于偏头关东南，静乐县闹泥驿于宁武关之东，以二关皆要害，从守臣请也”，这是发生在弘治五年（1492年）三月的事情，不过移至宁武关之东的闹泥驿究竟坐落于何处呢？《明实录》弘治十年（1497年）五月的一则记载说：“改山西静乐县闹泥驿隶崞县”，则这个位处宁武关之东的新驿站实际上位于崞县境内，因此方有由静乐改隶崞县的举动，另据嘉靖《崞县志》载，闹泥驿在县西七十五里，光绪《续修崞县志》明确载其位于马圈村，按考地图可知，该村之方位里距与嘉靖志记载正相吻合。正是明弘治五年闹泥驿的这一移治行为，最终导致了一条新驿路的形成。那么这条驿路自宁武关出发经马圈村之后，如何进一步行进呢？认真分析崞县地形图可以发现，马圈村坐落于阳武河谷地之中，这条河谷即明代文献中的“阳武峪”，史料记载：

阳武峪，在县治西南六十里，两山夹峙，隘口漱流，石栈中通，危峰峭壁，拔地参天，俨然如华表之捍门。内镇阳武，外距宁武、偏关，西南跨唐林，东北抵雁门，巍巍天险，形胜之冲也。……嘉靖二十年七月俺答由左卫猪儿窊入掠马邑、朔州，遂入阳武峪，抵太原。《郡国利病书》吴甡《抚晋疏》：“是故由阳方入，则阳武峪为扼要之地。”

上引文揭示了阳武峪在勾连周边战略要地方面的重要价值，其中“西南跨唐林”一句值得重视，“唐林”正是上文所言的“当山河之冲，扼南北之要”的唐林县旧治唐林岗村，如欲由阳方口、宁武关一线南下太原，阳武峪、唐林岗村往往是必经之地。那么在阳武峪与唐林岗之间如何取线呢？显然，位于阳武峪的出山口附近的原平正是经过之地，这同样是由这一区域的山川结构决定的，舍此别无它途。

综合以上分析可以确定，明弘治以降，原平之地处在了两条驿路的交汇点上，这一交通优势，即便是此时的崞县城也相形见绌，这对原平聚落的持续发展无疑是至关重要的。据成化《山西通志》记载，早在明永乐年间，原平之地就修筑起周围二百八十步的土城，这一数据显示出明代前期聚落规模并不可观，但于此筑城已说明该地的重要性。在嘉靖《崞县志》中，原平之地已是偶日开集的贸易中心地了，而县内的大牛、扬武、北河、横道、闫庄仅为“五日轮市”，集期更为密集的原平显然与它所处的交通区位优势紧密相关。至清代康熙八年（1669年）原平土城由崞县知县税常春加以重修，外包以砖，城垣高三丈，周长增至三百六十步，较之明代增加不少，这是原平聚落不断发展的重要体现。在乾隆《崞县志》中原平已正式称“镇”。清代中前期原平镇的聚落发展实态在乾隆《崞县志》的“崞县全图”中有所表现，在这幅图中，除崞县城之外，还标绘了班政堡、王董堡、原平镇、横道镇等聚落，其中原平镇城有南北二门，城墙绘制手法与县城相同，而迥别于班政、王董二堡，这体现出原平镇在县内聚落群体中的特殊性或重要性。（参见图4）至晚在清代后期，崞县境内形成宏道镇、轩岗镇、原平镇三镇，它们与崞县城一起分列于县境的东、西、南、北四个方位，而三镇之中市镇经济最为发达的，当以原平镇莫属，文献对此有明确记载：

（原平镇）为崞适中之地，贸迁者萃焉。与宏道、轩岗为邑之三镇，而此尤四达，闤阓较密焉。

可以看出，最迟在清代后期，原平镇已是崞县境内仅次于县城的重要的经济中心地了。因着原平镇冲要的交通区位特征以及发达的市镇经济，官府对该镇也是颇为重视的，在这里设置了义仓，是县内15处义仓之一，还设置有“原平镇公馆”及“原平镇车差总局”，两个机构在县内均仅设两处，除县城之外，就是原平镇了。这里还是县内三处绿营营汛中心之一，即崞县城、原平镇、宏道镇，后两镇均设外委千总一员，但原平镇的外委千总辖武延、板市、界河铺、大牛店、上阳武、沿长会等营汛六处，面积几乎覆盖整个县境南部，而宏道镇仅辖一处，远远不及原平镇。凡此种种已揭示出时至清代后期，原平镇在县内的重要性上升到了新的层次。

图4 乾隆《崞县志》所载原平镇的聚落形态

说明：图片截自乾隆《崞县志》卷一《舆图·崞县全图》。

民国时代原平镇的发展态势更是令人瞩目，这同样得益于交通区位的大大改善。其一是1920年代初期太原至大同公路的建成通车，原平镇与崞县城同为这条公路所经之地。其二是1930年代北同蒲铁路的修建，原平镇成为此条铁路线的经由设站之地。北同蒲铁路在崞县境内并未循着中部滹沱河谷地行进，而是自太原行至原平镇之后，转而西北行，沿着阳武河谷地铺设，经今轩岗镇之后，再经段家岭、宁武县城、阳方口，由此进入雁北之地。太原至原平镇段于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建成通车，原平镇至阳方口段穿越崇山峻岭，为整个北同蒲线中施工难度最大的地段，但最终亦于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3月正式通车。虽然不久爆发的全面抗战使这条铁路并未发挥很大的效益，但原平镇从此成为铁路所经之地，而崞县城却被抛离在铁路线之外，这对两处城镇的影响是深远的。

图5是笔者根据1920年代1:5万比例尺地形图摹绘的崞县城与原平镇一带的交通与聚落外部形态示意图，可以看出，这时原平镇的聚落占地规模依旧小于崞县城区，但与其他聚落相比，却是最大的一处；其聚落外部形态大体呈现出沿旧南北驿路和西行驿路延伸的特点，说明交通线对该聚落的重要影响力。从商业发展态势来看，民国时代的原平镇要远远超过宏道、轩岗等镇，与崞县城相比亦越来越表现出优势，譬如1933年时原平镇凡有商号170户，资本额18万元；崞县城有商号230户，数量虽超过原平镇，但资本额为10万元，明显少于前者；宏道镇与东社镇相合仅有商号25户，资本2万余元；轩岗镇与大牛店镇商号相合仅有20户，资本8000余元。1936年时原平镇有较大的商号81户，而崞县城较大的商号仅为41户。1946年时原平镇有商号166户，崞县城为129户，仍较原平镇为少，轩岗镇更是仅有28户。如果关照到建国后的1953年，这时原平镇有私营商业户177户，资金近15亿元（旧币），从业人员592人；崞县城相应的数据为139户、7亿余元、376人；轩岗镇为33户、近1.4亿元、68人；宏道镇为103户、4.1亿元、212人，可见原平镇的商业活力已经是县内首屈一指的了。民国时代原平镇也出现了一些生产性行业，其中以酿酒业为盛，1930年代中期时该镇有酒坊3家，虽然少于崞县城的10家和宏道镇的7家，但这三家的生产规模在20家酒坊中却分列第一、第二、第四位，年产酒量颇为可观，达12400公斤。缘何如此？这与原平镇有着发达的粮食交易量有直接关系，在抗战之前，该镇就是整个山西省内六大粮食交易中心之一，可观的粮食交易量为酿酒业提供了充足的原料来源。此外原平镇还设有3家染坊、1家砖瓦窑厂。工商业的发达还直接导致原平镇金融业的兴盛，1930年代中期该镇有2家专营存款与放款业务的钱庄，资本金额3.3万元，而崞县城并无此名目；原平镇另有1家商店兼营钱业，资本额高达15万元，虽然崞县城区有5家商店也兼营钱业，但资本额仅为2.8万余元，远远不如原平镇。通过数据比较，说明及至民国时代原平镇已是崞县金融业的中心，而非县城。

要而言之，历史时期崞阳镇与原平镇的聚落发展均受惠于优越的交通地理条件，至明代中期，原平之地成为两条驿路的交汇点，交通优势逐渐超过崞县城，这对原平镇的聚落发展有重大意义，及至民国时期，原平镇更是成为铁路沿线城镇，而崞县城却无此幸运。至晚在清代后期原平镇已是境内除县城之外的第一大镇，而民国时代两地在工商业发展水平上更是呈现出并驾齐驱之势，且原平镇越来越表现出超越县城的趋势。基于此，笔者认为，降至民国时期，崞县境内的经济中心呈现为县城与原平镇的“二元结构”，且天平已逐步向原平镇倾斜。这一经济结构特征成为建国后崞县治所迁移的最重要因素。

图5 1920年代原平镇、崞县城一带交通道路与聚落形态示意图

说明：底图采自民国军事委员会军令部陆地测量总局编绘：《中国五万分之一地形图》“原平镇”、“崞县”图幅，民国十二年测绘。

三、一波三折：1950年代后期崞县治所迁移的曲折历程

1.1956年1月崞县方面的迁治请示与省厅回应

崞县治所迁移的动议最先是在1956年提出的，这一年的1月8日，崞县人民委员会向山西省人民委员会呈报了治所迁移的请示，同时抄送给忻县专员公署，在附件中申明了由崞县城迁驻原平镇的理由，全文内容为：

我县原平镇位于全境的中部，领导全县工作较为适中，又且交通也很方便，除系北同蒲沿线较大火车站之一，汽车、皮车、高脚等也为集中地，基本为四方往来的码头地区。从经济上来看，为西山煤焦、东山梨果以及全县土特产品的集散地，工商业又为全省16个重点集镇之一，全县国营公司企业等单位亦均设于此处。从文化上来看，除小学校、高完小、文补校、职工子弟等学校俱全外，并于去年建筑起规模宏大而新型的中学一座。由此看来，该镇不仅为我县当前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便于领导全县工作，而且建设社会主义的发展前途也比崞县城的条件优越，特别是与省、专领导机关的往来联系更为方便。为此，我们计划县级党政团体等机关由崞县城移驻原平镇，但移往后没有就便住址，须以因陋就简的原则，并参照省、专使用房屋的办法和中央规定建筑的造价标准重新建筑，请即研究批要，以便遵行。

简而言之，这篇请示陈述的迁治理由可归纳为三点，即原平镇于地理方面在全县相对居中，且为交通枢纽之地；于政治、经济、文化方面已成全县之中心；其位置在崞县城以南20余公里之处，与该县的领导机关驻地忻县和太原的距离更近，这在会议繁多的集体化时代是个重要优势。这篇请示的直接指向则是希望上级同意迁治的同时划拨在原平镇兴建新办公建筑的经费。我们于此暂且不讨论该篇请示所言理由的合理性，先将关注点置于事件的后续发展上。在请示呈送之后，迟迟未见对方批示，于是崞县人民委员会在1月22日这天向山西省人民委员会呈文催促，这篇新的呈文称：

我县县级党政团体等机关拟由崞县移驻原平，曾于本年一月八日以（56）办秘会财字第一号呈请批要，但迄今旬余未见批示。因我县现在有些房舍急待进行补修，如能批准移驻原平，则不予补修，同时及早准备原平修建事宜。为此，特再呈请早日研究批示，以便遵行。

这篇催请呈文显示出崞县方面的迁治心情是急迫的，其直接缘由在于避免在崞县城修补房舍产生新的开支。崞县城的房舍缘何要“急待进行补修”？这是否是崞县方面为早日促成机关移驻而刻意给省里以压力？事实并非如此，崞县方面所急于补修的是1952年县城地震塌损的房舍。这年的10月8日，崞县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7—13千米，震中正在县城一带，造成倒塌房屋3939间、窑洞886孔、死亡48人的严重损失，县城北门外修建于金代的来宣桥也在这次地震中全行倒塌。按照崞县方面的计划，如果省里同意县治迁往原平镇，崞县城在修补方面的资金投入即立刻停止，开支自可节省不少。催请的结果如何呢？从两天以后山西省民政厅政区办公室给山西省人民委员会的签报中，我们了解到了民政厅方面的态度。这篇签报称：

接崞县人民委员会（56）办秘会财字第一号报告，关于县治地址迁移原平镇的问题，我们认为：第一，崞县治原设于城关镇，僻居该县东北部，对于该县西部地区的领导距离较远，但有北同蒲铁路之便，虽有困难，尚易解决。同时崞县治设于该镇时间较久，在设备上都有了一定的基础，若将县治迁移原平镇，就会产生许多困难，不能及时解决。第二，原平镇的位置又处在崞县南部，虽然比城关镇交通方便，但因距东部和北部地区较远，在领导上亦会产生许多困难，同时，如果将县治迁移此镇时，所需用的房屋必须重新建造，在经济上开支甚大，以目前经济条件来看，难以解决。

根据以上情况，本着节约的原则，目前将县治仍设于城关镇为宜，不必迁移原平镇。以上意见可否，请指示。

这篇签报直接呼应的是1月8日崞县方面的首次迁治请示，说明10余天以来省厅方面并未对崞县的请示漠不关心，而是有一番认真地思考的，不过民政厅的意见显然否定了崞县方面的迁治请求。其理由在于两个方面，一是崞县城在地理方位上虽然偏僻，但现代化的铁路交通能够弥补这一短板，而原平镇也并非地理适中之地，位置坐落较显偏南；二是治所迁移所费浩繁，财政难以负担。不难发现，省厅方面最为在意的还是后者，也即经费开支，而这正是崞县方面在1月8日请示中的最终指向所在。收到民政厅的签报之后，山西省人民委员会的最终意见惜无史料依托，但从崞县迁治之事自此搁置两年有余来看，山西省人民委员会显然站在了民政厅一方。

2.1958年5月崞县方面第二次迁治请求及事态进展

时间降至1958年5月18日，崞县方面第二次向省里呈送了治所迁移的请示，事件由此进入第二阶段。在这次请示中，崞县方面全面地陈述了县治迁移的理由，信息量十分丰富，现全录于下，并作进一步分析：

我县县级机关住址在城关，地势偏僻，交通不便，给领导工作带来好多困难，以全县的45个乡说，与城关的距离，15个乡近，30个乡远。全年上县开会的乡社干部和到省专开会的县干部以及省专来我县检查帮助工作的干部，无形中把好多的时间和精力都消耗在遥远的路途中。特别是所有制改变以后，工农业生产发展了，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也相应提高了。东社区7个乡梨果产量由第一个五年计划前的年产1000万斤，到1956年逐渐上升为4000万斤；轩岗区的煤炭产量，除国营轩岗筹备处外，到1957年产煤328741吨，较第一个五年计划前的1952年提高将近9倍；公余粮每年征购4000余万斤。本地的这些产品，大部要运出外地，以及本地所需要运进的物资，都要经过交通枢纽的原平集散起运。此外，还有代县、繁峙两县输出输入的物资，亦必须通过原平。这就使原平形成了崞县的经济中心，如财经单位的人数就有1444人，超过城关699人的一倍多；同时也是代、繁两县的交通枢纽。经济基础交通枢纽，必须有相适应的上层建筑。现在原平只有一个一般乡级领导，这样看来主要是缺乏政治领导，从去年肃反反右派斗争运动以来，问题暴露的更加明显了。

从工业建设来看，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我县的任务是：1958年基本实现水利化，至60年要实现农村电气化、农业机械化、化学肥料普及化。实现这些任务，必须有充足的物质、畅达的交通和便利的领导条件。原平已有相当的工业基础，而且原平至轩岗沿火车线都有极其丰富的煤、铁、水泥原料以及其他地下地上资源甚多。在全县和原平基本实现水利化的同时，要在各河系特别是阳武河流域建立许多水力发电站，开设煤炭炼油、水果、粮食等加工厂，原平的铁木厂即将创造钢驼机动力生产工具。这些工厂有的在原平，有的离原平较近，而且所用原料都必经原平。同时原平的火车站要改建二级站，还要建立四通八达的中心站。工业和交通发达了，人口必然增多，商业则必须跟上去。到那时原平的经济更加繁荣，政治领导则必须更加加强。但是，这种地理关系所造成的政治领导与经济中心脱节的现象，从发展的眼光看，将是愈来愈严重。解决这个矛盾的唯一办法，只有把县级机关迁往原平。

县级机关迁往原平，不仅有了思想基础，如早在1956年陶书记曾经也支持过，今年焦副省长和省人委会办公厅王副主任来县时，也表示积极支持这一意见。而且在物质基础方面，供销社、银行、商业局、粮食局等系统在原平大部有房子，只是解决党政公检法等机关的用房就行了。这些房子我们计划采取节约修建的原则，只需上级帮助60万元就可搬下去。至希审核批准，及早拨款，以便准备，争取秋季迁移。

与1956年1月8日的第一次请示相比，这份文本显然经过了崞县方面的精雕细琢：在陈述迁治理由时，不仅晓之以理，而且援引大量数据和具体事例以增强说服力；先前所称的原平镇已是“我县当前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的说法也不见了，而只强调“原平形成了崞县的经济中心”；随后还将省委书记陶鲁笳（1917—2011年）等省级领导对迁治主张的支持作为强有力的“资本”；为打消省里对迁治需费浩繁的顾虑，更是把所需金额清楚预算出来，可谓使尽浑身解数。不过，仔细分析这次崞县方面提出的迁治理由，与1956年1月8日呈文中的内容大同而小异，归纳起来，不出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崞县城所在的城关镇在地理位置上过于偏僻，不利于县下乡社、县上省专的干部与县城之间的工作往来，将治所迁往原平镇则能较好的解决这一短板。我们按诸地图，崞县方面的这一理由是符合实际的，无需赘言。

其二，原平镇对外交通十分方便，乃枢纽之地，将县境西部轩岗一带、东部东社一带、甚至代县、繁峙两县纳入自己的经济腹地之中，而崞县城在交通方面已毫无优势可言。这一说法能否站得住脚呢？崞县经济地理结构向有“西山聚宝盆，东山摇钱树，中部米粮川”之说，这里的“西山聚宝盆”指的正是以今轩岗镇为中心、北连段家堡乡、南接长梁沟镇的西部煤炭产区。此一区域的煤炭开发据说早在南北朝时期就已开始，至清代有文献的详细记载，光绪《续修崞县志》称：“按县属西山，北接代州，南至轩岗口，重峦峻岭，横亘绵延，产炭处极多。炭之肥南不如北，以故有南口、北口之分，北口者谓官地山以北也，山田硗瘠，居民依此为生计焉。”又载：“官地山，在咸阳岭西，距县治四十余里，山前为官地村，土田颇平敞，缘山多炭窑，远近驮者络绎不绝。”至民国时代开始采用机械化方式，开采量大增。建国以后的1954年3月轩岗煤矿筹备处成立，位于黄甲堡、六亩地、焦家寨等地的多处矿井先后动工兴建并陆续投产，开采量达到新的规模。西山地区的煤炭外运基本全部依托北同蒲铁路原平火车站。“东山摇钱树”指的正是上引文中的“东社区七个乡”的梨果产业，即1950年代中期的东社集镇乡、上庄乡、西头乡、上社乡、南河底乡、尚义乡、后堡乡，在今为东社、南白两镇所辖的同河流域。这一地带的梨果业自古驰名，据说始于北魏、盛于隋唐、驰名于宋代，清代的方志资料载：“棠，俗呼果子，……北铜川一带极多”，“梨有数种，以鹅梨、油梨为上品，树之接法与果子同，亦北铜川一带极多。”这里的“北铜川”即同河流域。进入民国时代，据《中国实业志·山西省》显示，1930年代中期时，全省的梨产量43495175斤，其中崞县产量为34647680斤，占比80%，可谓独步三晋了，经过抗日战争时期的战火摧残，至建国以后同川梨果产量大幅度回升，1957年时已达到5700万斤。这些数量至巨的梨果绝大部分均经过原平镇转销外地。很显然，在1950年代时，西山煤炭产区与东山梨果产区已牢牢地纳入原平镇的经济腹地范围之内。在1958年5月崞县方面呈送这篇请示报告时，经崞县城、代县、繁峙至北京的京原铁路尚未开工，因此，代县、繁峙两地与外地的经济往来也往往依托原平镇的铁路交通，可见，原平镇的经济腹地又不限于本县，而是广及代、繁两县。由以上分析可知崞县方面对原平镇作为县内交通中心、对外经济辐射区广大的观点是站得住脚的。

其三，崞县境内县城与原平镇的“二元经济中心结构”已不复存在，原平镇成为县内唯一的经济中心。笔者认为崞县方面的这一看法也是符合历史事实的，这有诸多方面的依据，譬如从设于两地的粮食管理所来看，崞县城粮管所总人数为77人，而原平镇粮管所有137人；建立于1956年的原平铁木厂有职工252人，至1958年时职工增至881人，1958年建立的原平机械厂有职工86人，而设于崞县城的工厂是很少的。

崞县方面的这次迁治申请在数日之后即得到“驻省长办公室批准”。为早日实现治所迁移，崞县人民委员会向山西省人民委员会递交了详细的建筑预算表，以便及早拨款开展建设，这份预算请示载：“为适应当前工农业大跃进和长远建设需要，我县县级机关住址需由城关迁往原平。……根据精简节约精神，在原来很不宽敞的12000平方米的基础上，现在尽量压缩，包括开大会占用的一部分房子（因原平开会借不到民房）在内，计划建筑13840平方米，共需人民币620722元。”事态进展看似一帆风顺，崞县方面的迁治初衷即将实现。

3.1958年6月崞县方面第三次迁治申请与目的之实现

正在此时，新的波折出现了。事情的原委是，办公地点设于忻县的忻县地委和专署要迁驻原平镇，使驻地在所辖的14个县中更接近地理中心，便利对辖县的领导，故而省委主张崞县机关驻地可依旧在城关镇保持不动。为因应这一新动向，1958年6月底，崞县方面第三次向省里呈送迁治申请，档案资料记载：

为适应当前工农业大跃进、特别是为适应长远建设需要，我县县级机关住址需由城关迁往原平。此已于五月十八日备文请示在案；六月中旬又着专人到省长办公室联系，也得到同意。但是，当6月22日着人拨预算前往省人委请示正式批准的时候，又说省委暂不同意。据说，这是因为原平发展50万人口的城市，地委和专署要迁驻这里。地、专迁原，我们非常满意。但是，我们认为：地、专机关迁驻原平，对于我县县级机关迁往原平是更加必要了。因为地、专对于基层的领导必定要通过县的领导；从此，县与地、专的接触更多了，工作任务也更加繁重了，而县级机关住址偏僻的现状所形成的政治领导与经济中心脱节的矛盾，是更加尖锐了。不仅是上县开会的乡社干部和到地专开会的县乡干部和地专来我县检查帮助工作的干部仍然把好多的时间和精力都消耗在往返的路途中，造成莫大的损失；而且是对于加强人口日益增多、经济文化日趋集中的原平的政治领导更加不便了。为了适应建设高潮和长远打算，我们仍坚持县级机关迁往原平的主张，故特再提出请示，要求拨款60万元，至希早日批准。

仔细分析这则新的请示报告，崞县方面列出的迁治理由基本上属“老调重弹”，与前两次请示相比并无大的新意，仍集中在崞县城位置偏僻不利于干部往来、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脱节两个方面。在笔者看来，如若忻县地委和专署迁驻原平镇，新的地专驻地与崞县城的距离较之以前近便了不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不同层级干部之间往来不便的问题；而且忻县地委和专署迁驻原平镇之后，在行政级别上已高于崞县城，已给予原平镇相当的政治承认。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使得崞县方面如此“固执”地坚持迁治主张呢？对此，惜已无文献资料的记载，笔者曾就这一问题对当地两位人士开展田野访谈，两人均认为这是当时崞县领导班子的地方保护主义使然，“县里领导商议决定，与其让忻县行署迁来，不如崞县自己就近迁移，于是崞县先行一步”，这一说法当然不可尽信，但我们揣测崞县方面可能担心的是：县治如若仍在城关镇，交通方面的不便将导致这一古老县城与原平镇的经济差距更形悬殊，这应是其坚定主张县治迁移的重要因素。

正在崞县方面坚持迁移之际，事情发生了重大转机，忻县地委和专署放弃了由忻县迁治原平的计划，原因在于他们“发现原平镇位于地震带上，所以主动放弃，没有迁移”。根据学界研究，今原平市（即崞县境）是忻定断陷盆地的三个凹陷——代县凹陷、原平凹陷、定襄凹陷——之一，凹陷地带是地震活动的主体区，其中又以原平凹陷的地震活动强度最大、频度最高。历史时期崞县境内曾发生多次高震级的严重地震，损失惨重，1952年10月8日崞县境内5.5级地震余悸犹存，故而忻县地专方面基于回避地震风险而放弃迁往原平镇的说法是可信的。在这种情况之下，崞县方面坚定迁治原平镇的主张终于得到省里的批准，时间在1958年12月初，档案资料载：

为了适应工农业生产大跃进形势的发展需要和便于领导起见，根据省人民委员会的决定，忻县专员公署12月1日的通知，经我县第三届第二次县人民委员会议决定：从12月7日起，将崞县改称为原平县；县址设原平镇。（暂住原址）崞县城改称崞阳镇。

因为省里同意县治迁移，崞县之名也相应改称原平县。此后经过约1年的机关办公设施的建设，1959年12月20日原平县党政机关正式迁往原平镇办公，一波三折的崞县治所迁移事件至此尘埃落定。

行笔至此，仍有一个问题是有必要追问和解答的。1950年代后期的崞县治所迁移事件很明显地表现为前后两个阶段，1956年可为第一阶段，崞县方面的迁治申请被省厅否决；1958年为第二阶段，在这一阶段，如果没有忻县地委和专署的“横插一杠”，迁治申请本在当年6月份即可顺利得到批准。从崞县方面三次迁治申请所罗列的理由来看，实质上大同而小异，缘何两个阶段却呈现出不同的特点？笔者认为，根本原因在于时代背景的变化，即第二阶段处在大跃进运动时期。众所周知，大跃进运动是一场有违经济规律的试图在短时间内使我国工农业生产摆脱落后面貌的运动，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全国上下迅速行动。崞县也响应号召，在1958年2月24日，崞县召开二千人参加的全县农业生产大跃进誓师大会，提出了当年粮食总产量要达到3.7亿余斤、亩产达到410斤的跃进目标；1958年5月25日至30日，崞县首次工业跃进大会召开，制定了苦战三年，实现城乡电气化、农业机械化、化学肥料普及化的目标，计划1958年内要在全县建厂1834个，值得注意的是，这次工业跃进大会的召开地点正在原平镇，而非县城。要实现工农业尤其是工业的跃进目标，便捷的交通运输条件是至关重要的前提，这有利于原材料、产品等的输入输出，而在这方面，原平镇的条件无疑最优。不难推知，崞县在大跃进的政治背景下向省里提出县治迁移申请，对方是没有理由拒绝的。

四、结 语

如果从目的方面为政区治所的迁移加以分类的话，可分为生存型和发展型两类。生存型治所迁移的动力主要来自于原治所的推力，战争破坏、洪水打击、地震毁损、水库淹没等往往是这类治所迁移的内在驱动力；发展型治所迁移的动力主要来自新治所的吸引力，新治发达的城镇经济、良好的生态环境、便捷的交通条件、居中的地理位置等均可能成为此类治所迁移的根本因素。但是不论何种类型，均十分有必要在“长时段”理念下对问题展开细致分析，唯有如此，方有可能准确把握事物的本质和发展趋势，正如顾良在翻译《法兰西的特性：空间和历史》一书之后所写的《布罗代尔与年鉴派》一文所言：

根据布罗代尔的时空观，观察和分析缓慢流逝的、有时静止不动的历史，与社会学对现时的摄影相比，可以更加真实地显示社会的结构，更形象地说，社会学的调查尽管翔实可靠，但它们所反映的社会“层面”却像剃须刀那么薄，而历史学对总体形象的粗线条勾勒，却能展示社会发展的取向。

就1950年代崞县治所迁移案例而言，我们决不能满足于弄清迁移事件本身前后数年的史实，而应将关注时段前推、拉伸，从民国、明清甚至更早的时代中追寻可能的答案，这绝非隔靴搔痒式的无益之举。经过细致追索，我们可以很自信的说，1959年底原平镇能够替代崞阳镇成为新县治，决非自建国后方现端倪，而是早在明代中期其交通优势开始显现之时已经为最终的迁移埋下伏笔，这使得崞县境内的经济中心经历了从一元（崞阳镇）到二元（崞阳镇——原平镇）再到一元（原平镇）的结构变迁；决定交通走向的在于山川结构，而这更是千万年以来既已奠定的“框架”。

当然，探讨作为“事件”的治所迁移本身也是十分必要的，它是历史研究中最富有魅力的部分，社会态势的急速变化、领导者的立场好恶、普罗大众的群体努力均可能对事件的最终解决起到加速或延缓的作用，这已不是地理、交通等因素所能左右的了。在1950年代崞县迁移案例中，我们看到，新治所党政机关建筑的经费投入、忻县地委专署的迁治意向、大跃进运动的推进、崞县方面的迁治坚守等成为扰动迁治进程的关键因素。有趣的是，其中我们并未看到普通民众的身影，尤其是对于居住于城关镇一带的民众可能面临“城民”身份及相关资源的丧失，是文献的有意回避吗？笔者田野访谈的结果并不支持这一假设，他们多以“当时这是政府的事情”之类的话语加以回应，究其原因可能有二，一是建国初期政府与民众的关系处于历史时期最为和谐的时代，民众对地方政府高度信任，二是当时正值大跃进时期（迁治申请的第二阶段），治所迁移与大跃进运动高度捆绑于一体，反对迁治就意味着反对大跃进，这是普通民众所不敢冒的政治风险。

崞县治所迁移是地理现象、是社会事件、是经济问题、是政治行为，它们交织在一起，共同构成了一幅绚丽多彩的地域历史图景！